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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提到路过莫斯科时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形。最初，他只想对莫洛托夫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但是俄国政府提议他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会见。把必要的翻译时间计算在内，他同莫洛托夫谈了或许有十分钟，同斯大林谈了二十五分钟。他对斯大林说，日本人是精神上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本人并不相信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共产主义。这种日本式的精神上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被西方产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推翻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在日本极其剧烈，但是为恢复旧理想而奋斗的人深信，最后他们必将获得胜利。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极力阻挠建立“新秩序”的代表。他曾告诉斯大林说，在英帝国崩溃以后，日俄之间的分歧即将消除。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日本、德国与苏俄的共同敌人。斯大林思索了一番后说道，苏俄从来没有和大不列颠融洽相处，而且也永远不会融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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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会谈于3月28日和29日继续进行，而没有改变其重要的特征：第一，德国人力图说服日本进攻英帝国；第二，他们承认同俄国的关系是不可靠的；第三，他们坦白地说，希特勒热切希望避免同美国冲突。
关于德国是否仍同以前一样要在不列颠登陆，和现在如何看德苏关系这两项重要问题，松冈都没有获得明确的回答。
他曾提出这一问题：当他归国路过莫斯科时，是应该稍稍触及政治问题呢，还是更深入地谈论，里宾特洛甫通过他的翻译员回答说，“你最好把你的访问看作只是一种礼节。”①
①科尔特：《幻想与现实》，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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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知道柏林秘密谈判的实质或性质，但是，却深深地感觉到它的重要性。这时，日本大使奉松冈之召前往欧洲大陆同他会晤，我想，我应托他把一些相反的意见带交他的首长。如果重光先生对英国和美国心怀敌意，并且致力于对我们作战的话，他一定是一个擅长欺骗的人；他以彬彬有礼的姿态接受了替我带信的任务。结果，他没有成行，于是，我把那封信用电报发给我驻莫斯科的大使，以便在松冈先生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归国时交给他。
丘吉尔先生致松冈洋右先生 1941年4月2日
我冒昧地提出几个在我看来值得日本帝国政府与人民注意的问题。
1．德国既无制海权，也不能在白昼控制英国的上空，难道它能在1941年春季、夏季或秋季进攻或征服大不列颠？德国是否会作这样的尝试？等待这些问题水落石出以后再说，难道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2．在大不列颠和美国把它们的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生产的情况下，德国对英国船舶的袭击，能否猛烈到足以阻止美援抵达英国海岸的程度？
3．日本参加三国同盟条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美国参战的可能性？
4．如果美国加入大不列颠一边作战，而日本则站在轴心国一边，这两个英语国家的海军优势，难道不足以使它们先行收拾欧洲的轴心国家，而后倾注其联合力量对付日本？
5．对德国来说，意大利是一支力量，还是一个负担？意大利舰队的威力是否名副其实？它的虚名是否还像以前那么大？
6．在1941年末以前，英国空军的力量是否会超过德国？
在1942年末以前，是否会大大超过？
7．随着岁月的推移，被德国军队和秘密警察压制着的许多国家，是越来越喜欢德国人，还是越来越不喜欢他们？
8．1941年，美国的钢产量将达到七千五百万吨，大不列颠的钢产量约可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万吨，总计将近九千万吨，这是否确实？如果德国像上次大战一样战败，日本的七百万吨钢产量，难道足以供单独作战之用？
日本可以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得出避免一场严重灾难并大大改进其与西方两大海军强国关系的论断。
我在写这封信时，心情是相当愉快的，现在我也不在乎这封信写得像样不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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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松冈前往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和教皇。他回到柏林后，于4月4日会见希特勒，德国保存的关于他当时对希特勒所讲的话的记录，现在在我们手中。他说，墨索里尼曾对他谈起希腊、南斯拉夫和北非的战况以及意大利方面在这些战役中的任务。他最后谈到苏俄和美国。“领袖”说，一个人对于他的敌人的重要性必须具有清楚的概念。头号敌人是美国，而苏俄只能居于第二位。“领袖”用这样的见解使他认识到：对于头号敌人美国，必须小心提防，却不应触犯。另一方面，一个人对一切不测应有万全的准备。松冈同意于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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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在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归国以前，曾在莫斯科逗留一星期。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得到的关于这些谈话的唯一记述，是来自德国大使舒伦堡，当然他所了解到的，仅限于俄国人和日本人愿意让他知道的事情。看来，关于德国威力的一切陈述，无论是事实还是夸张，都没有使这位日本特使信服。德国的领袖们对于同美国的冲突所持的谨慎态度，在松冈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暗影。同时，他也从里宾特洛甫的措辞中觉察到德苏之间越来越险恶、越来越加深的裂痕。关于这方面情况，他向他的新东道主到底谈了多少，我们难以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松冈站在特殊有利的地位观察了形势，并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那里接到我用电报发出的那封包含许多问句的信以后，似乎觉得自己对莫洛托夫要比对里宾特洛甫亲近些。在这个列强的盛衰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德国所要求日本的是，采取一发而不可收回的步骤去对英国宣战，因而可能对英语世界宣战。而俄国则仅要求它别造次，等着瞧。显然，松冈不相信英国已经完了。他不能确定德俄之间将会发生些什么情况。
他无意使他的国家采取断然的行动，或者说，他也没有权力这样做。他很愿意订立一项中立条约，这至少可以争取时间来让难以预测的事变自己露出眉目，因为它们不久一定会露出眉目的。
因此，4月13日当松冈在莫斯科访问舒伦堡向他告别时，他以很不得体的谨严口吻提到，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在最后一刻谈定了，并且“很有可能在今日下午当地时间2时签字”。双方在有争议的萨哈林岛问题上都作了让步。他向德国大使保证说，这项新条约并不影响三国同盟条约。他又说，英美新闻记者曾经报道他的莫斯科之行已经完全失败，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不能不对英国和美国发生影响。
关于松冈离苏返日时，斯大林在火车站安排的团结友爱气氛，舒伦堡曾作了记录。由于鸣放礼炮和举行仪式，火车耽搁了一小时，显然，这是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出现了，他们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向松冈和其他日本人致意，并祝他们一路愉快。然后，斯大林当众寻找德国大使。“他一找到我，”舒伦堡说，“就走上来搂住我的肩膀。‘我们一定要继续友好。现在你应尽一切力量去达到这个目的。’”随后，斯大林转向德国陆军武官，他在认准了是武官本人以后对他说道，“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是你们的朋友。”舒伦堡又说，“斯大林无疑地是故意同克雷布斯上校和我打招呼的，他有意借此吸引许多在场的人的注意。”
这类拥抱完全是故作姿态。斯大林从他自己接到的报告中，一定已知道德国军队在俄国整个边境的大规模部署；这时，英国情报人员已经开始观察到这种情形了。这只不过是希特勒对俄国发动可怕的袭击之前十个星期的事情。如果不是受到希腊和南斯拉夫战争的拖延的话，那只是五个星期之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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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于4月底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回到了东京。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到机场迎接。近卫告诉他说，就在当日，日本曾考虑就太平洋区域同美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这是同松冈的主见背道而驰的。他虽满腹狐疑，但就大体来说，仍然是一个相信德国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人。在三国同盟条约和同俄国缔结中立条约的声势的支持下，他看不出有同美国妥协的特殊必要，他认为美国绝不会在大西洋对德同时又在太平洋对日作战。因此，这位外相发现，政府人士的心情同他自己的心情大异其趣。尽管他激烈反对，日本决意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并且还要瞒着德国。5月4日，松冈亲自把美国送交日本的关于由美国从调停日中纠纷着手，而达到太平洋问题全面解决的照会文本，告知德国大使。这项提议的主要障碍就是美国要求日本先从中国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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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在莫斯科收到我的信，他回国时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写了一封空洞的复函，在抵达东京后发出。
松冈先生致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1941年4月22日
阁下，我刚从旅途中归来。我愿急速通知阁下，我已经收到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本月12日晚间在莫斯科交给我的一份文件。据他说，这是寄给我的一封信的内容的抄本，原函日期为1941年4月2日，发自伦敦，该函现已寄往东京。
当我们的大使准备前往欧洲大陆同我会晤时，贵国政府曾竭力设法给与他以种种的便利，我愿对此表示谢意。当我获悉他不能成行时，我深以为憾。请阁下相信，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在不偏不倚地审查一切事实和非常谨慎地权衡它所面临的局势中的一切因素之后制定的，它始终坚持奋斗的目标，在于最后实现它称之为八纮一宇的理想境界这一伟大的民族目的和民族愿望；所谓八纮一宇，就是日本人对于普遍和平的概念，在这种普遍的和平中，任何民族、所有民族都不受征服、压迫和剥削。再者，我想无需告诉阁下，这一政策一经制定，即将毅然决然地但又极其慎重地贯彻执行，并照顾到形势变化的每一细节。
阁下的忠实仆人 松冈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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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和他在日本政府中的同僚，不久就面临需要这样进行“不偏不倚的审查”的局面。6月28日，在希特勒侵俄之后一个星期，日本内阁和皇室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松冈发现他的地位已不可挽救地遭到削弱。他已经“失掉面子”，因为他事先不知道希特勒有进攻俄国的意图。他主张加入德方，但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极力反对。政府决定采取一种折中政策。
决定扩充军备；并援用三国同盟条约第五款，该款规定本条约对俄无效。又决定秘密通知德国，日本将对“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作战，并援引与俄国缔结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