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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情报对我来说好像是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东欧的局面。突然之间把这样多需要用于巴尔干的装甲部队调往克拉科夫，只能意味着希特勒打算在5月间进攻俄国。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他的主要意图。由于贝尔格莱德爆发革命，这些部队必须回到罗马尼亚去，这一事实可能使进攻日期不得不从5月延至6月。我立刻把这项重大消息电告留在雅典的艾登先生。
我不愿意让收到的这样一类情报先经各级情报机关挑选和摘编。目前将由莫顿少校为我做审查工作，他将向我提交他认为具有较大重要性的情报。应让他看到各项情报。请向我提交可靠材料的原件。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雅典） 1941年3月30日
我对这个情报的解释是，那个坏家伙曾经集结大量的装甲部队以队其他力量，去威吓南斯拉夫和希腊，是想兵不血刃地取得前者或两者。当他确信南斯拉夫会加入轴心国时，他就从五个装甲师中抽调三个师去对付那只熊，认为留下来的两个师足以了结希腊的问题。但是，贝尔格莱德的革命却破坏了这幅美景，使部队的北调中途停顿。据我看，这只能意味着他要尽早进攻南斯拉夫，不然就是要对土耳其采取行动。
看来，他要用重兵于巴尔干半岛，而暂置大熊于一旁。此外，这种朝令夕改的情形，与贝尔格莱德政变联系起来看，正说明德国对东南欧和东欧的计划都是庞大的。这就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明显的迹象。你和迪尔是否同意我的印象，请慎重考虑后见告。
我也想寻找些方法来警告斯大林，通过让他注意他所面临的危险，以便同他建立像我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那样联系。
我把电文写得简短而含蓄，希望凭借这一事实，而且凭借这是我在1940年6月25日介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任大使时发出官方电报后的第一次通讯这一点，能引起他的注意和深思。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1941年4月3日
以下是我给斯大林先生的电报，只可由你面交。
我曾从一位可靠的情报人员处获得可靠的消息：当德国人认为南斯拉夫已经上了圈套时（即3月20日以后），他们就开始从罗马尼亚把五个装甲师中的三个师调往波兰南部。
他们在听到塞尔维亚人的革命时，又立即下令停止前进。阁下大可玩味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
这时已经从开罗回国的外交大臣又加了一些说明：
如果你接到这封信后有机会进一步说明这种看法，你可以指出，德国军事部署的这种变化一定意味着，由于南斯拉夫的行动，希特勒现在已经推迟了他原来威胁苏联政府的计划。果若如此，苏联政府当可乘此时机去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这种推迟表明，敌人的军队并不是无限的，也表明成立类似联合战线这样的组织是有利的。
2．苏联政府加强自己地位的方法，显然是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物质援助，并通过希腊援助南斯拉夫。这种援助可能增加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困难，以致进一步拖延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但是，如果现在不乘机尽力阻挠德国的计划，那么几个月之内，危机便可再起。
3．当然，你不会暗示我们自己需要苏联政府的任何帮助，或者暗示苏联政府仅仅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应采取行动，但是，我们要他们了解的是：希特勒在能进攻时迟早是要向他们进攻的；如果他没有遇到像目前在巴尔干遇到的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他同我们正在交战这一事实的本身并不足以阻止他向苏联发动进攻；因此采取每一种可能的步骤，确实使他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图解决巴尔干问题，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我驻苏大使直到4月12日才发来回电。他说，他在收到我的电报以前，曾以私人名义写给维辛斯基一封长信。信中回顾了苏联政府接二连三地未能抵制德国对巴尔干的侵略，并以最有力的措辞说，如果苏联不愿错过与别人结盟来保卫国境的最后机会，它就必须立即采取有力的政策，同巴尔干地区仍然反对轴心国的国家合作。
［他说，］如果我通过莫洛托夫递交首相这封以简短的电文和较弱的语气来表达同一主题的电报，我担心，唯一的效果可能是减弱由我致维辛斯基的信已经造成的印象。我确信，苏联政府将难以理解，根据他们肯定是清楚了解的事实作出的这样简短而片断的评论，其中既未明确地要求苏联政府表明态度，又未建议他们采取行动，何以要用这样隆重的方式递交这封电报。
我觉得，我不得不把这些考虑告诉你，因为我深怕递交首相的信，不但不能生效，而且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但是如果你不赞同这个意见，我当立即设法同莫洛托夫会晤。
外交大臣为此向我写来一个签呈：
我认为，在这个新形势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关于不必递交你的电报的论点是有力的。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打算告诉他，现在不必递交这封电报，但是，如果维辛斯基对他的信的反应良好，他应将你的电报中的事实告诉他。同时，我要请他尽快把他致维辛斯基的信的摘要电告，并随后送来该信的全文。
我因此事和发生的拖延甚感烦恼。这是在德军进攻以前我直接致斯大林的唯一的一封电报。电文的简明扼要，这次通讯的非常意义，加之是由英国政府首脑发来而由英国大使亲自送交俄国政府首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赋予它以特殊的重要性，为了引起斯大林的注意。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16日
我把递交我致斯大林的私人电报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
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受到拒绝。大使并未敏感到那些事实在军事上的意义。务请照办。
又一个备忘录如下：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18日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是否已经送交我警告斯大林关于德国可能发动进攻的私人电报？我十分重视这项意味极其深长的消息，却又耽搁如此之久，实在令人极为惊讶。
因此，外交大臣于18日电令大使递交我的电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没有回音，因此我又查问原因。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30日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是在何时把我的电报送交斯大林的？请你让他将情况报来。
外交大臣致首相 1941年4月30日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是在4月19日把电报送交维辛斯基先生的，而维辛斯基先生于4月23日书面通知他，那封电报已转交斯大林先生。
我非常抱歉，由于失误，没有即时把报告这件事的电报送给你。现在将抄件附上。
这就是那些抄件：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自莫斯科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19日
我今日已将电文送交维辛斯基，请他转交斯大林。说明是否应合并在电文内，或作为我自己的附带说明，你在来电中未说清楚。因此，鉴于我曾于4月11日致函维辛斯基，并于昨日同他会晤，我觉得最好不加任何说明，而说明也只是重述而已。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自莫斯科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22日
维辛斯基今日以书面通知我，他已将电报转交斯大林。①
①艾登在4月30日的备忘录中说维辛斯基于23日通知克里普斯，这封电报说是22日，日期显然有误，现均按原文照译。——译者
如果及时以我所指定的方式送交我的电报，是否会改变事态的进程，我无法作出任何最后的判断。虽然如此，我仍然因为没有有效地按照我的指示办事而感到遗憾。如果我同斯大林有任何直接接触的话，我或许可以使他免于让那么多的空军在地面上被毁。
※ ※ ※
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在12月18日的指令中曾规定5月15日为进攻俄国的日期，但是他在对贝尔格莱德革命的盛怒之下，于3月27日把进攻日期推迟一个月，以后又推迟到6月22日。到3月中旬，德国在北面向俄国主要前线调动军队，已经不是需要采取特别隐蔽措施的行动了。但是，柏林当局在3月13日下令在德国境内工作的俄国考察团人员停止工作，并遣送他们返国。在德国这一个地区的俄国人只许逗留到3月25日为止。在北部地区，德国已经集结强大的部队。3月20日以后，还要集结更强大的兵力。①
①《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第279页。
4月22日，苏联方面向德国外交部指控，越来越多的德国飞机连续侵犯俄国边界。从3月27日到4月18日，这类事件有八十次。俄国的照会并指出，“如果德国飞机继续飞越苏联边界，将会发生严重事件。”
德国的答复是一系列对苏联飞机的反指控。
※ ※ ※
这时，一百二十个最优秀的德国师团分成三个集团军群，正在沿俄国前线集结中。在龙德施泰特指挥下的南路集团军群，由于以前已阐明过的原因，在装甲方面是很不齐全的。它的装甲师最近才从希腊和南斯拉夫调回德国。尽管进攻日期延至6月22日，但由于装甲车辆在巴尔干受到消耗和磨损，急需休整与检查。
4月13日，舒伦堡从莫斯科回到柏林。希特勒于4月28日接见他，接见时，以俄国对南斯拉夫的姿态为题，大发了一通议论。按照舒伦堡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他曾试图为苏联的行动辩解。他说，“俄国听到德国即将进攻的谣言十分震惊。他不相信俄国会进攻德国。希特勒说他已受到塞尔维亚事件的事先警告。据他看来，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是一些国家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一个例证。”但是舒伦堡却坚持他从莫斯科发来的一切报告中所遵循的主旨。“我深信，斯大林甚至准备对我们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已经对我们的经济谈判人员表示过（如果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请求的话），俄国每年可供给我们五百万吨粮食。”①
①《纳粹—苏联关系》，第332页。
舒伦堡于4月30日回到莫斯科，他同希特勒的会晤使他恍然大悟。他得到的一个清晰的印象是，希特勒一心一意要发动战争。他似乎还试图用这种看法警告俄国驻柏林大使戴卡诺索夫，而且直到最后时刻他还为他的俄德谅解政策坚持奋斗。
德国外交部常务次官魏茨泽克，是一位在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中常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极其能干的文职人员。他并不是一位握有行政权的政务官，所以按照英国的习惯来说，他对国家政策并不负责。战胜国设立的法庭判处他徒刑七年，现在他正在服刑期间。他虽列为战犯，但确曾书面忠告过他的上司。当时，他的上司并未采纳，这是我们引以为幸的。他对这次会晤作过以下的评论：
魏茨泽克致里宾特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