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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为然，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丧失新加坡。新加坡的防御所需要的军队，只不过占在尼罗河流域抵御德意军队所需要的部队的一小部分。我曾经告诉你据以部署新加坡防务的政治论据。就是说，如果日本参战，美国完全可能加入我们这边。而且，无论如何，日本也不致在一开始就围攻新加坡，因为，围攻新加坡和把它的巡洋舰与战列巡洋舰分布在东方贸易线上相比，是对它危险得多而对我为害较少的行动。
当然，这时，日本人还没有在印度支那立足。
3．我不知道德国在巴尔干各国的行动是否可以用作“他们克服最大困难的能力”的例证。仅仅作为对历史看法的一种练习，我的看法恰好与此相反。德国人在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集结了一支大军，乘南斯拉夫还没有动员并被它的战前政府出卖的时候，对它发动进攻。当时希腊的军队被意大利军队歼灭殆尽，希腊乃为意大利军所占，于是我们实际上在单独抵抗他们的占压倒优势的进攻，当时我们只有他们的五分之一的装甲车辆，实际上没有空军。德国虽拥有这些轻易得来的便利，却不能有力地阻止我军巧妙地脱身和再行登船，这一事实激起了我的信心，而不是引起惧怕。
4．第十节中所述的至理名言完全要看适用于形势的程度如何。但是，我希望，最后一句话同埃及目前的局势没有任何关联。
我见过的许多政府，如果听到最高军事权威所作出的如此严重的论断，是会感到颓丧的。但是，我却没有任何困难去说服我的政界同僚，并且，当然，我受到海军和空军的首长的支持。因此，我的看法占了上风，因而对中东的增援未予减少并继续不断地运去。读者可以看到，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重申那些反驳关于德国入侵不列颠有成功可能的一类见解的论据。约翰·迪尔爵士本人一定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舆论同他的看法不一致，所以在提出警告以后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但是，两个月以后，又从另一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哈里·霍普金斯于7月中第二次由总统派遣来到英国。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希特勒入侵俄国而形成的新局势，以及这个新局势对于我们根据租借法案指望从美国得到的一切物资的影响。第二，一位美国将军在充分便利的条件下进行视察后，提出了一个报告，对于我们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怀疑。这曾引起总统的焦虑。因此，第三，前文曾提及，总统对于我们试图保卫埃及和中东是否明智的疑虑已经加深了。我们会不会由于试图做过多事而丧失一切呢？最后，就是设法安排我和罗斯福不久在一个地方会晤的问题。
这次，霍普金斯不是单独一人了。有好几位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驻在伦敦，表面上是和租借法案有关的，特别是戈姆利海军上将，他参加我们的海军部的日常工作，共同研究大西洋作战问题和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所分担的任务。我于7月24日在唐宁街十号同霍普金斯的一伙人以及三军参谋长举行了一次会议。随同霍普金斯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了戈姆利海军上将外，还有称为“特别观察员”的钱尼陆军少将和美国大使馆陆军武官李准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刚刚结束埃及之行归来，当他逗留埃及期间，经我指示，请他参观我们所有的军事设施。这时，他也随同霍普金斯出席了会议。
霍普金斯说，“在美国身居要职并决定防务方面的政策”的人们认为，中东对英帝国说来，是一个无法防守的阵地，而为了保持这个阵地，英国正在作出很大的牺牲。依照他们的看法，大西洋战役是最后决定这次战争胜负的战斗，所以应该把一切力量集中在这上面。他说，总统是比较倾向于支持中东战事的，因为，他认为，哪里有敌人，就应当在哪里同敌人作战。钱尼将军把英帝国的四个问题按照以下的次序排列：联合王国和大西洋航线的防卫；新加坡和通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航线的防卫；一般海洋航线的防卫；第四，中东的防卫。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但是他把它们按照这个次序排列。李将军同意钱尼将军的意见。戈姆利上将表示，如果美国军火大量运往中东的话，他担心中东运输线的安全。这不会削弱大西洋的战斗吗？
然后，我请英国三军参谋长发表他们的看法。第一海务大臣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对于歼灭一支入侵的敌军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信心。空军参谋长指出，皇家空军与德国空军对比，已经比去年9月大大增强了，并且提到，我们摧毁入侵敌军出发港口的能力最近已经增长。帝国总参谋长也以自信的语气发表意见，说道，现在英国陆军要比去年9月间强大得不可胜计。我接着说明经过克里特岛的教训以后为保卫飞机场而采取的特别措施。我邀请我们的客人去参观他们感到兴趣的任何一个飞机场。“敌人可能使用毒气，但是，如果这样，那反而对他们自己不利，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立即报复，而且，他们在海岸上可能建立的任何据点，都是我们的集中的目标。毒气战也会扩展到敌人的本国去。”然后，我请迪尔谈一谈关于中东的意见。他没有表示任何与他于5月间写的文件相反的意见，他有力地阐述了使我们必须留在那里的几个原因。
在讨论结束时，我感觉到，我们的美国朋友经过我们的说明而信服了，并且对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留有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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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如果日本对我们开战的话，我们对本国防务所抱的信心却不能扩展到远东。约翰·迪尔爵士也为这些令人焦虑的事而感到不安。我仍然有这样的印象：在迪尔的心目中，新加坡比开罗重要。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悲痛的问题，正如要让你选择你的儿子还是女儿将被杀死一样。就我来说，我不相信，任何发生于马来亚的不测所造成的损失，足以抵得上丧失埃及、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的五分之一。我不能容忍放弃为埃及而斗争的想法，所以就决心情愿在马来亚付出任何被勒索的代价。我的同僚们也有这种看法。
我觉得有再次在远东派驻国务大臣的必要。驻远东国务大臣同战时内阁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可以解除各总司令和当地总督们的部分负担，并协助我们去解决很快积累起来的严重的政治问题。我有一位朋友和同僚达夫·库珀先生，当时任新闻大臣。他根据他身居中枢的观点而了解全盘局势。他的坚定的性格促使他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以后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他有口才，又有文采。他有在1914到1918年的战争中任近卫步兵第一团军官的军事上的经历。这一切合在一起使他具有最高的资格。7月21日，他调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由布伦丹·布雷肯先生继任新闻大臣。8月初，他在他的妻子黛安娜夫人陪同下，取道美国前往远东。直到10月底，他才在回到新加坡后发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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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月以来，英国和美国政府就在密切协调下应付日本。7月底，日本已完成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占领。由于这个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他们的军队已处于可以进袭马来亚的英国人、菲律宾的美国人和东印度的荷兰人的态势。7月24日，总统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全面解决的序幕，应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并撤出日本军队。为了给这些建议增添分量，颁发了冻结所有日本在美国的财产的行政命令。这使一切贸易陷于停顿。英国政府同时采取了行动，两天以后，荷兰政府也采取了行动。荷兰附和这项措施意味着一下子剥夺了日本的关系重大的石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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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哈里·霍普金斯来到唐宁街的花园中，我们同坐在阳光下。他一开口就说，总统很愿意在一个偏僻的港湾之类的地点同我会晤。我随即答道，我确信内阁将允许我请假。这样，一切很快就安排好了。地点选定为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日期定为8月9日。接着，命令我们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准备出发，我渴望同罗斯福先生会晤。到现在，我已同他日益亲密地通信将近两年了。况且，我们之间的一次会谈，将昭告世人：英美两国的团结越来越密切，将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担心，将使日本仔细考虑，并使我们欢欣鼓舞。关于美国介入大西洋问题，援助俄国问题，我们本身的供应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威胁日益增加的问题，都有许多有待解决的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7月25日
内阁已同意我的休假。我正在作这样的安排，如果对你方便的话，我将于8月4日启航，约在8日、9日、10日期间同你会晤。实际秘密会晤地点待以后再定。海军部将由通常联系途径将详情奉告。我将携同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和空军副参谋长弗里曼前往。我对这次当可有益于将来的会谈寄予莫大的期望。
我对伊斯梅说道，“你和波特尔必须留下，以便照料事务。”
我携同前往的还有：外交部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国防部的彻韦尔勋爵、霍利斯上校与雅各布上校，以及我个人的幕僚。此外，还有技术与行政部门以及计划部门的许多高级官员。总统说，他将携同美国三军首长和国务院的萨姆纳·韦尔斯与会。那时在北大西洋有大量的德国潜艇，所以必须极端保密。为了确保秘密，总统在表面上是休假巡游，但在海中换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把他的游艇留在后面作为迷障。这时，哈里·霍普金斯虽然身体很不好，但得到罗斯福的许可，取道挪威、瑞典和芬兰飞越一段令人疲倦而又危险的漫长航程前往莫斯科，以便直接从斯大林那里最详尽地获悉苏联的局势和需要。他将在斯卡帕湾登上“威尔士亲王”号。
我在首相郊外官邸附近上了这列载运我们一行人员（包括大批译电人员）的长长的专车。我们在斯卡帕湾从一艘驱逐舰登上“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
8月4日黄昏时分，“威尔士亲王”号同护送它的几艘驱逐舰驶入大西洋浩瀚无际的洋面。我发现哈里·霍普金斯在长途飞行和莫斯科的吃力的会议之后是那样疲惫不堪。的确，他在两天以前抵达斯卡帕的时候是那样精神萎靡，以致庞德海军上将立刻让他躺在床上，并留他在那里休息。虽然这样，他却像往常那样快活，在航程中慢慢地恢复了气力，并告诉我他出使莫斯科的全部经过。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8月4日至5日
哈里从俄国归来，疲乏不堪，但是现在又活泼起来了。我们将在途中使他恢复体康。我们刚启程。德国人就在二十七年前的今天发动了上次大战。我们这次必须好好地干一下。发生两次大战应该是够多的了。我对我们的会晤怀着很大的希望。向你致最亲切的问候。
位于螺旋桨上面的那些宽敞的舱房，当船停泊在港内的时候最舒适，但是，在海上遇到波涛汹涌的时候，则由于摆动而使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