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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7年夏季，这种分歧更显得严重了。张伯伦先生认为外交部阻挠他同德意两国进行谈判的尝试，而艾登先生则认为他的首长在设法同独裁者接近的过程中，尤其在英国军备十分薄弱的这个时期，表现得过分迫切。说实在的，在这两个人的见解中，存在着一种实际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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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和政府有种种分歧，但我对外交大臣却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坚决和勇敢的人；虽然他在过去担任外交大臣政务秘书和后来担任次官时委曲迁就地做过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曾经攻击过而且至今还加以攻击的。但我确实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错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问题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举行宴会他必定邀请我出席，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这样做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妥。按照很久以来的习惯，外交大臣总是同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触，广泛地讨论各项国际问题的。艾登先生不过是按先例办事罢了。
1937年8月7日我写信给他说：
西班牙问题打断了我们的思路。在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鲁姆同我们一样严守中立。即使德国继续支持叛军一方，苏联以金钱供给政府一方，我们仍然要采取中立态度。如果法国政府帮助一方反对叛军，那就会成为德国人和亲德分子的天赐良机了。如果你有余闲，请读读我在星期一《旗帜晚报》上发表的文章。
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只有在双方都有对有不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激烈的争执。在西班牙，一方是贫穷落后的无产阶级热情，要求推翻教会、国家和私有财产，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统治。另一方是爱国主义的、信宗教的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得到许多省份的农民的支持，在陆军的领导下，正在逐步建立军事独裁来恢复秩序。双方都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对方施加残暴的和无情的屠杀；令人寒心的仇恨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势不两立。所有这些，使无论哪一方取胜，接着大有可能把失败一方的积极分子无情地加以全部杀光，从而开始一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
到1937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对轴心国积极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个问题上，虽然通过不同途径，却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采取坚决的行动，即使行动规模不大，我在下院中总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内阁里同他的一些高级同僚和首相之间发生了摩擦。我知道，假使他没有受到制约，他一定可以做出更果敢的行动。八月底，我们在戛纳，有过多次的见面，有一天我在戛纳到尼斯之间半路的一家饭店请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吃饭。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问题——西班牙的冲突、墨索里尼一贯的背信弃义和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
最后自然也谈到德国势力日益强大的黑暗情景。我那时想，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外交大臣对他同他的首长和同僚的关系，自然是讳莫如深，在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微妙的问题。他的态度可说是再正确不过了。不过，我可以断言，他在他这个重要岗位上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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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地中海方面出现了紧张形势。艾登以坚决而巧妙的手腕处理了这个危机，获得了解决。事件解决的经过可以说明我们所主张的路线是正确的。事情是，有一队商船给所谓西班牙的潜水艇击沉了。实际上这些潜水艇当然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意大利的。这是十足的海盗行为，立即激起知道这件事的人去采取行动。9月10日地中海各国在尼翁举行会议，外交大臣由范西塔特和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偕同出席。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9日
在你上一封信里，你说希望在去日内瓦之前来看我和劳合·乔治。今天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兹提出我们的见解，供你了解。
现在是督促意大利重行遵守它的国际义务的时候了。地中海区域出现潜水艇的海盗行为；它们丝毫不考虑船员的生命安全就击沉许多国家的商船。这些暴行必须加以制止。为了这个目的，地中海各国应该取得协议，把他们自己的潜水艇避开若干规定的商运航线。在这些航线内应由英法的海军负责搜索潜水艇，如果侦察器在这些航线上发现任何潜水艇，即应视为海盗，加以跟踪击沉。我们应以最客气的方式请意大利参加，不过如果它不参加，那我们就应该告诉它：“我们打算就这样办了。”
同时，由于取得意大利的友好合作也很重要，因而法国应该声明，如果意大利不参加协定，它就开放法西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边境，准许各种武器输入。这样一来，意大利就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地中海航线上干海盗行为的潜艇，无论如何将被肃清；另一方面，如果它拒不参加这个协议，它也没有好处，因为法国就会开放边界。我们认为这一点最关重要。这种敦促意大利加入地中海各国的行动的联合压力，再加上如果它固执己见就会冒很大危险而又毫无好处这个事实，这就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对墨索里尼发生作用，只要他知道英法两国确实是当真的。
看来本年内德国还不打算发动一次大战，如果希望要在将来一些事情上同意大利建立良好关系，那么现在就必须把问题加以解决。现在我们所遭遇的危险，就是墨索里尼认为可以凭敲诈和威吓来取得一切，他认为最后我们只会说几句空话，结果还是后退。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现在应该摆出一条坚强的阵线。如果你觉得能够作这样的努力，我们愿意向你保证，不管形势的变化如何，在全国和下院，我们都一定支持你的。
就我个人来说，在莱茵兰非军事化遭到破坏后，你坚持同法国举行参谋部级的会谈，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觉得你现在又到了同样重要的时刻了。勇敢的道路，也就是安全的道路。
只要你觉得有助于英国的利益与和平的利益，请你随便在私人的或公开的场合利用这封信。
又：这封信我曾读给劳合·乔治听，他对信内所述，完全同意。
尼翁会议是简短而成功的。会议同意成立英法联合巡逻舰队，防止潜水艇的骚扰。舰队奉有明确的命令。任何潜水艇只要遇上它们，肯定是要被击沉的。结果，意大利也勉强同意了这个规定，海上的暴行就立刻终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7年9月14日
你现在也许已经看到我们在尼翁会议中所采取的方针，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同你信中所提的建议相符合。我希望你会同意认为会议的结果是圆满的。在这里，看来似乎是这样。实际上，重要的政治事实是，我们在会议中强调英法两国的合作是有效的，西欧两个民主国家在欧洲事务中仍然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最后同意的计划，是我们同法国共同草拟的。我必须说，他们和我们合作得再好没有了。他们准备提供的海军合作的范围，使我们感到诧异。可以公平地说，如果把他们的空军支援也算在内，我们的力量就各占一半了。
我承认我们在会议中的成就，仅仅是西班牙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它大大提高了我们在各国中的威信，而这正是在我们迫切需要提高威信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各小国的态度，同样都是令人满意的。在土耳其的几乎是肝胆相见那样的友好领导之下，这些小国都表现得很好。查特菲尔德同每一个人接触，都得到极大的成功。我感觉到，尼翁会议正因为它开得很精简又取得了成功，对恢复我们在地图上的地位，有相当的贡献。我希望你也有同感。
至少这次会议已经鼓励法国人和我们自己，要同心协力处理我们非常艰巨的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20日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写信给我。我的确应该向你道贺，因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成就。能用严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坏蛋就范而又不致引起战争危险，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相信下院对会议的结果一定感到很满意。
我很高兴知道张伯伦一直支持你，而不是像流行报纸所说的那样，在背后牵制你。我希望，你一定要坚决保持你已经获得的有利条件。墨索里尼只懂得优势武力，就像他现在在地中海所遇到的那样。那里的整个海军形势，从我们可以利用法国根据地之日起，就已经完全改观。意大利绝不能抵抗英法两国的有力的联合行动。因此我希望能让墨索里尼自寻出路，以摆脱由于他自己犯了大错而陷入的外交窘境。地中海所出现的局面，是我们为了无懈可击的目的联合起来对付他才形成的，而这个局面，本来是他应该尽力避免发生的。
现在他自食其果。英法两国海军的合作，现在已经开始，我希望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两国的海军和空军继续互相利用彼此的设备。这种合作，将来在防止巴利阿里群岛发生纠纷时是会用得着的。意大利继续在地中海设防，反对我们，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一个重大危险，将来是要加以对付的。现在我们的部署越变得永久化，则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也就越少。
伯纳德·巴鲁克来电说，他正写出他同美国总统谈话的结果（在我们伦敦谈话之后）。我毫不怀疑，总统反对独裁国家的言论是受到我们谈话的影响的。我深信关于关税和通货方面的问题，一定也在探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7年9月25日
谢谢你9月20日的来信，你对尼翁会议所说的勉励的话，也使我十分感激。你对尼翁会议局势作了这样的结论：
“能用严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坏蛋就范而又不致引起战争危险，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认为这个结论对局势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墨索里尼失策地走过了头，他必须受到惩罚。八十艘英法两国的驱逐舰再加上强有力的大队飞机，在地中海上巡逻，这个壮景无疑使欧洲的舆论产生深刻的印象。
从我所获得的报告来看，德国自己也没有忽视这个事实。今年的秋季，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守势。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维护我们两国的地位，使我和德尔博斯①都松了一口气。在我们前面，困难还多得很，而且在军事上说，当然也还远没有达到我所希望那样的强大，但尼翁会议已使我们得以改善我们的地位，并由此可以取得较多的时间。
①法国外交部长。——译者
你对于我们现在在地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