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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他写来最后一封信，说明了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亲爱的温斯顿： 1942年2月26日
我今日离开本部，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现在我必须把我二十一个月来的高度冒险的经历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一直是依靠你给我的支持。
你担着很大的风险，把我拉进了内阁；你又因把我留在这里，遭到一部分阁员的攻击。
我所给你的，同你所给我的比起来，简直小得可怜。亏了你，我才能够声名显赫。公众的信任，实在出之于你。我的勇气是你鼓起来的。这些恩惠使我有权利在你的助手的名单中得到一席之地，当你拯救我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些助手们是替你服务的。
临别在即，我特写这封感激和致敬的信给国家的领袖、人民的救星和自由世界进行抵抗的象征。
你的亲切的马克斯我一向打算在他恢复健康、心绪宁静之后，要他回来，但当时我没有将这一意图告诉同僚们。
※ ※ ※
负重大责任的生产部，现在又出缺了；要找一位继任人选，我倒并不感到困难。我把奥利弗·利特尔顿看成是一个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又活动能力极大的人，这些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我在他童年时在他父亲家里就同他相识。1940年我使他脱离平民生活出任贸易大臣并进入议会。在贸易部时他已经得到了各党派的信任；作为驻开罗国务大臣，因中东军事失利，他首当其冲，将近一年之久。在后方的行政工作上和铁路事业上，他倡议了或者贯彻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这些使他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有了最密切的接触，在华盛顿受到了十分的尊重。我还得另外物色一人，接替他去当驻开罗国务大臣。3月18日，澳大利亚驻华盛顿代表R．G．凯西先生，受到继任他的任命。
战时内阁的改组是2月19日宣布的，虽然现在延揽了两位新人，人数却从八位减到了七位。读者自会看到，同舆论的强烈潮流恰恰相反，目前我已充分实现了我的意见，即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应该是负责部门的主持者，不仅仅当个空头顾问，除了想想、讲讲、又根据折衷方案或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以外，就没有事干了。
旧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掌玺大臣艾德礼先生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先生
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新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兼众议院议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当然由此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克兰伯恩勋爵觉得，作为上议院议长，他应当是战时内阁的阁员，至少也应经常出席会议。他也急欲加强政府在上议院中的辩论力量；按照惯例——在宪法上虽然不是强制的，上议院至少该有两位国务大臣。在这时候，我想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以贵族身分去进行他的新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克兰伯恩勋爵 1942年2月20日
我认为，把那种“在战时内阁开会时经常出席的绝对权”给与任何一位领导上议院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小型组织的议论是大家所坚决主张的。上议院和战时内阁之间从前唯一的联系是比弗布鲁克，他是难得来参加会议的，即使参加，也只是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我也不能保证，必须由上议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议会经验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门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当然要注意到有没有充足的辩论能力。
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达夫·库珀也许愿意提升，只是我还没有向他提过。
可是这两三日内我不想作出任何最后的安排。同时我为你所建议的任命，我准备暂不作决定。比如说，也许可能，将任务划分一下，由一位大臣领导上议院，另一位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部。
承你坦率地写信给我，十分感谢。我深知困难，并将设法解决。
过了几天之后：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既极愿意留在下议院，这又显然符合该院的愿望，因此我不能请他到上议院去帮助你了。宪法精神是完全维持下来了。但你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我可以请达夫·库珀带着他的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的职位到上议院去。或者你可以再试几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
在次要的机构中也作了一些其他的调动。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不少的帮助。为了铺平艰难的道路，竟有九位主要的次官把他们的机构交给我自由处理。有些调动过了几个星期才实行；最后的改变名单如下：
1942年2月22日
殖民地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补莫因勋爵缺
飞机生产大臣卢埃林上校，补穆尔——布拉巴宗上校缺
贸易大臣多尔顿先生，补卢埃林上校缺
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勋爵，补多尔顿先生缺
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补马杰森上尉缺（辞职）
公共工程大臣波特尔勋爵，补里思勋爵缺（辞职）
1942年3月4日
主计大臣威廉·乔伊特爵士，补汉基勋爵缺
副检察总长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少校，补威廉·乔伊特爵士缺
上议院在战时内阁的代表问题，我是采用了前已介绍的办法来解决的，即有几位大臣虽然不是正式阁员，实际上却是“经常的列席者”。如此，月终之前我已能够恢复我们的正常工作。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7日
内阁下周工作作如下安排：
1．星期一下午五时半，地点十号。全体参加；尚有经常的列席者、三军参谋长、各自治领和印度代表等。议程：战事的一般形势，不提特殊的机密事件，例如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还有任何其他适当的论题。
2．星期二下午六时，地点十号。太平洋会议。
3．星期五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只有战时内阁和你自己参加。我们讨论特殊项目需要他人参加时，另行召集。
4．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战时内阁。（如果有需要，星期三、四两日下午六时，再开会一次。）
5．星期五下午十时。国防委员会。由三军参谋长，海、陆、空军三大臣，如有需要，或经指定时，印度事务大臣和自治领事务大臣，我自己，副首相和外交大臣，也许加上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我们且看看这样行不行。
大体说来，新闻界和公众对改组的主要方面表示欢迎。政府机构经过这样大的变动之后，议会也觉得需要稳定下来，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喘息时间，去经受正在临到我们头上的更多的灾祸。
※ ※ ※
在这个国内政治紧张而有变化、国外又遭失败的时期，我自己的地位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我每时每刻要办的公务实在太多了，很少有工夫去考虑它。由于某几位同僚或未来的同僚的地位未定的影响，我个人的权力倒似乎加强了。我并不因为有人想解除我的职责而感到难受。我所要求的是，经过适当的讨论之后，能够符合我的愿望。不幸事故恰恰足以使我和三军参谋长靠得更紧，这种团结在政府各部门中都是觉察到的。在战时内阁中，或者在人数多得多的内阁级大臣之中，没有人暗中搞阴谋或闹对立。外面却有继续不断的压力，要我改变指导战事的方法，以便获得比现在更好的效果。“我们一致拥护首相，但是他要作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他挑的有些担子，应该解脱了。”这种看法是始终不变的，还有许多理论硬要人接受。我很高兴地接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①爵士以下的来信：
①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于1918年任军事作战总监。他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在法国陆军的实力问题上攻击了首相劳合·乔治先生。他被免了职；下议院展开了一场重大的辩论，接着作了一次表决。自由党人当时究竟是投阿斯奎斯先生的票，还是投劳合·乔治先生的票，后来作为战后选举的测验。莫里斯将军在1932年任英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我曾同某些议员谈论过，觉察到你会受到一种压力，不得不恢复劳合·乔治先生在1916年至1918年为配合政策与战略所采用的制度，取消国防大臣一职，使三军参谋长直接同一个由不管部大臣们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发生关系。
我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制度有过两年半的经验，我觉得你的制度，除了一个例外，在两者中是比较好的。我在帝国国防学院里，又在各军事学院里，多年来就主张这样的制度。
我觉得应有一位国防大臣，个人同三军参谋长直接进行接触，而在战争时期唯一可能担任的国防大臣的便是首相。从一般的原则谈到特殊的事实，你有莫大的长处，跟海陆空军士兵有共同的语言，这在政治家中是罕见的。要三军参谋长参加战时内阁会议的办法，免不了会大大浪费各参谋长的时间；他们在战时内阁会议中比不上他们同首相进行密切联系时，能够畅所欲言。
据我从局外看来，现行制度中唯一的缺点，是联合计划委员会。我的经验是，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们，依据职权，对自己岗位上的任务都忙不过来，自不能专心致志从事联合计划的工作；到了碰头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倒是找出困难，表示反对。我认为要作出有效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要选择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在他制订计划时予以必需的帮助，然后要他将计划送给你和三军参谋长核准。那么，计划是否合用，实施时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是否具备，都是由你和三军参谋长来决定的了。
在这严重的关头，特向你表示我的同情和祝愿。
你的真诚的F．莫里斯
我向弗雷德里克爵士函复致谢时补充说（1942年2月24日）：“我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提出一个‘任务’时，根据任务的性质，应有三军中一军的一位军官确实地置于其他人员之上。”
我下定决心将指挥战事的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只有使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一职，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在克服反对的意见和处理分歧而冲突的观点时，比起有权作出决定的本身来说，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麻烦。最重要的是在最高职位上要有领导全局的统一思想，切实地进行协助和修正，而在完整性上不致有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