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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地位，并由此可以取得较多的时间。
①法国外交部长。——译者
你对于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方面所形成的英法合作的局面给予重视，我衷心地同意。法国的态度，总的来说，当然与赖伐尔执政时期所表现的态度根本不同。法国海军参谋部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忙。他们对于联合舰队确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相信，我们的海军部对此已有深刻的印象。此外，你提到两国间互相利用彼此的基地会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一点，也是极有价值的。意大利参加了这个协议，不管其最后的形式如何，也是不能影响局势的实质的。
尼翁会议虽是一件偶然事件，但也证明英法的联合力量，如果表现得具有信心和准备不惜使用武力的话，对独裁者的心理和政策发生多么强烈的影响。在这个阶段，还不能说这种政策一定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但至少可以使战争推延。事实是，各种形式的“绥靖政策”只是鼓励侵略和加强独裁者对他们本国人民的权力；而西方民主国家只要作出任何反击的断然表示，就可以使紧张局势立即缓和起来。这个规律在整个1937年都表现出来了。1937年以后，局面和条件又迥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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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初，我应邀参加外交部招待南斯拉夫总理斯托亚丁诺维奇的宴会。餐后，我们站起来到处走走交谈。当我和艾登闲谈的时候，哈利法克斯勋爵走过来，兴奋地说，他接到戈林的邀请，请他去德国打猎，他很有希望借此机会同希特勒见见面。他说他已经和首相谈过这件事了，首相也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所以已经接受了邀请。当时我有这样的印象：艾登听见之后，有点诧异和不快，但一切都在愉快的气氛中过去了。因此，哈利法克斯即以“老猎手”的资格访问德国。纳粹的报纸对他表示欢迎，称他为“哈拉里法克斯”勋爵。“哈拉里！”本来是欧洲大陆上人们打猎时的呼喊。经过几次打猎款待以后，他的确终于被邀请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同德国元首作非正式的和没有大事铺张的会晤。这次的会晤并不顺利，很难设想出有比他们这两个人更难互相了解的了。一个是约克郡高派教会出身的贵族和热爱和平的人，在英国旧式生活中彼此笑脸相迎、善意相处的环境中长大。他参加过战争，是个好军官。会晤的对方却是个出身于穷苦深渊的恶棍，由于受国家打败仗的刺激，充满着仇恨心和报复心，疯狂地要使日耳曼种族成为欧洲甚或全世界的主宰。这次会面除瞎说一通和手足无措之外，毫无所获。
在这里也许可以提一提，里宾特洛甫曾经两度邀请我去访问希特勒。很久以前，在1907年和1909年我曾两次分别以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和牛津郡义勇骑兵少校的身分，应德皇的邀请赴德参观演习，但现在的情况可完全不同了。剧烈的斗争正在进行，在斗争中我有我的地位。如果我得到英国国家授权，我就会很乐于同希特勒会晤。但如果以个人身分去同他见面，那就会使我自己以及我的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对我的独裁者东道主表示同意，那我就是欺骗他了；如果我对他表示异议，又一定会使他生气，我还会被指责为破坏英德关系。因此，我对两次邀请都谢绝了，或者让它自然地推诿过去了。在这些年中，所有曾访问过德国元首的人，不是弄得非常为难，就是自己害了自己。恐怕没有人比劳合·乔治受到更彻底的欺骗了。他把他同希特勒谈话时的情况描写得那么兴高采烈，使今日读到这段记述的人不免感到可笑。
希特勒无疑有一种迷惑人的魅力，容易使来客不恰当地对他得出力量和权威之感，除非以平等的地位相见，否则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在11月份的日子里，艾登对我们军备扩充的迟缓，越来越感到焦虑。11日，他和首相有过一次会晤，想表示他的担心。张伯伦先生听了一会儿后，不愿听他说下去，劝告他：
“回去吃一片阿斯匹林吧。”哈利法克斯由柏林返国后，他报告说，希特勒告诉他，殖民地是英德之间的唯一有待解决的悬案。他相信德国人并不着急，目前没有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的希望。他的结论是消极的，他的态度是被动的。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自己感到在内阁中已几乎处于孤立的状况。首相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他和反对他的观点。一大批重要的阁员，都认为外交部的政策太危险，甚至有挑衅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些较年轻的阁员则极愿了解他的观点，其中有些人后来还表示不满，说艾登没有对他们推心置腹。不过艾登绝没有打算组织小集团来反对领袖。参谋长们也不能给他什么援助，实际上他们也劝告他慎重些，劝他多多考虑局势的危险性。他们不愿同法国人过分接近，以免承担超乎我们力量所能及的义务。他们认为俄国清党后的军事实力，已没有多大希望。他们认为，在处理我们的问题时，必须假定我们有三个敌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别国帮助。我们可能要求利用法国的空军基地，但在最初阶段我们都无力立刻派出军队。即使参谋部这种极其谨慎的建议，在内阁里也遭到强烈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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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决裂，是由于另一个新问题引起的。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访问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他带去罗斯福总统给张伯伦先生的一个密件。总统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不过，在他采取这一步骤之先，他愿意和英王陛下政府磋商，想知道一下他们对这个计划的看法，并且强调不要把这个建议的性质和事实通知任何其他政府。他请求英国政府至迟在1月17日前给他回信，而且说明他的建议只有在“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才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这是一个重大但难以预测的步骤。
英国大使林赛爵士把这个绝密文件送交伦敦。他附加意见说：按照他个人的看法，总统的计划确实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如果英王陛下政府不予支持，则过去两年来英美两国进行合作所作出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了。他十分恳切地促请英国接受这个提议。外交部在12日收到这个电文，当晚即抄录送达在乡间休息的首相。第二天早晨，首相回到伦敦，根据他的训令给美国总统发出了一个复电。这时艾登先生正在法国南部作短期的休假。张伯伦先生的复电大意是说，他很感激罗斯福总统的信任，用这种方式来和他商量总统所提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计划；但他愿意说明自己和德意两国努力达成协议的立场，特别是对意大利方面。他说，“英王陛下政府，就自己方面而论，如果觉得意大利确实愿意为恢复信任和友好关系作出贡献，我们愿意对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一事在法律上给予承认，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将先取得国际联盟的同意。”电文又说，首相提出了这些事实，目的是使总统可以考虑他目前这个建议是否与英国的努力有所抵触。因此，暂缓提出美国的计划是否较为明智。
总统收到了这个答复，感到相当失望。他表示将在1月17日给张伯伦先生一封复信。1月15日晚，外交大臣回到英国。他的回国不是因为首相的催促，首相觉得他不在时照样可以办事。他是因为外交部里对他忠心的官员催促他返国的。
警惕的卡多根在多佛码头等候他。艾登先生曾作了长期的和艰苦的努力以求促进英美的关系，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不安。他立刻打了一个电报给林赛爵士，希望能够减轻张伯伦先生冷淡答复所产生的影响。总统的回信在10月18日晨送达伦敦。信里说，鉴于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直接谈判，他同意暂缓提出他的计划，但他说，英国政府打算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一事，使他感到严重关切。他认为这种承认，对于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和对于美国的舆论，会发生最有害的影响。当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先生把这封信交给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时，他更强调地说：“这种承认定将引起一种厌恶之感，而且会使人再引起或者加深不愿替别人火中取栗的顾虑。这将被认为英国牺牲美国密切关心的在远东的利益而在欧洲进行性质恶劣的交易。”
总统的信件，在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多次会议中都被提出讨论。艾登先生取得了内阁对以前的态度的重大修正。大部分阁员认为他已感到满意，但他并没有向他们明白表示事实上他并不满意。经过这些讨论，在1月21日晚，两封公函向华盛顿发出了。大意是说，首相热烈欢迎总统的建议，只不过如果美国的建议在各方面的反应不怎么好，英国政府就不愿分担失败的责任。张伯伦先生希望说明我们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总统所提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不但刺激欧洲的两个独裁者，同样也刺激日本。英王陛下政府也觉得总统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对法律承认问题的立场。第二封信事实上是解释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愿意给予这种承认，只是把它作为对意大利谋求全面解决的一个部分罢了。
英国大使把他在1月22日向美国总统递交这些文件时同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所进行的谈话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
他说韦尔斯先生告诉他，“总统认为承认问题是一颗两国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药丸，他希望我们应该一起吞下。”
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的可能性进行磋商；这自然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参加进去，哪怕只是试验性质的。可是这个建议就这样地给张伯伦先生拒绝了。他这种态度很明确地表明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看法迥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仍限于内阁圈子之内，但这种裂痕是带根本性的。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对这一段插曲的评述，颇有些意思，他写道：“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的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但终于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可怜的英国！日复一日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它在议会那些滔滔不绝而又温文尔雅的空谈中彷徨地沿着下坡路走下去——向着它本来想避免的那个方向走去。最有势力的报纸的重要文章，除了若干忠实可敬的例外，仍在继续抚慰人心；英国的行径，好像是假定全世界和它自己一样随便，没有谋算而且用心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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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大臣当然不能以张伯伦先生拒绝美国总统建议这一事件而提出辞职。罗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国介入欧洲的阴暗舞台，这实在使他在国内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来往的电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泄露，国内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