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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以过多的零星仪器来分散他的精力。主要问题是击中目标，而我们利用“硫化氢”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其他所有项目都是有用的，但是，不像这种装置的需要迫切。
迫切需要的是让训练、机场、跑道和炸弹等项工作同时进行，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才建议，最好请罗伯特·伦威克爵士负责全盘工作。把这一切协调起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需要的迫切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不愿让罗伯特·伦威克爵士担任此职，我委托你另选他人，负责使一切有关事项齐头并进，以免我们在最后会发现有疏忽了的项目。我认为，由空军部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办这件事是大大不够的。
至于炸弹，你曾在1941年7月19日的备忘录中告诉我，你已经交了一份五百磅特制炸弹的生产定货单，同时，你又在进行一种较大炸弹的设计。在几次会议中你都说到，你完全承认这种炸弹比普通炸弹要优越；不过，我很失望，我们还要花费那么大的力量去装载那些只有应有爆炸力一半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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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对我们轰炸机的活动是如此重要，于是，空军大臣亲自办理这件事。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6月15日
你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真是太好了。务请与彻韦尔勋爵保持联系，这样，他可以使你经常知道我的观点。
我希望在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举行一次关于“硫化氢”问题的会议。
早在1943年，这种装置便可应用于作战了。于是，发给了导航机组，该组是几个月前模仿德国第一百战斗小组编成的。立即收到效果。它的用途也不仅仅限于地面轰炸。相当时期以来，我们的飞机曾携带空中使用的雷达，以便探查海上水面舰只。这叫作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但是，到1942年秋季，德国人开始在他们的潜艇中安装特制的收波器，以便查知这种仪器所发出的信号。因此，德国舰艇便可潜入海底，避免袭击。结果，我们空军海防总队击沉敌方潜艇数目减少了，而我方商船损失数目增加了。以“流化氢”来代替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非常有效的。在1943年，“硫化氢”在最后击败敌方潜艇时，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它能制成之前，我不得不向罗斯福总统求援，结果，他慨然相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20日
1．追歼敌人潜艇并保护我们运输船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便是装有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设备的远航飞机。
2．德国潜艇最近装备了一种仪器，使他们能收听到我方波长一米半的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设备的电波。因此，在我方飞机到达现场之前就安全地潜入海底。结果，在天气不良时，我们白天在比斯开湾巡逻大部分无效；而在夜间借助探照灯巡逻的飞机，几乎全部无效。因此，发现敌人潜艇的数字急剧下降，9月份为一百二十艘，到10月份就只有五十七艘了。在飞机上，装备一种目前敌人还无法收到电波的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之前，这种情况难于期望有所改进。
3．巡逻比斯开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往来于美国大西洋海域一带的潜艇进行攻击。现在，因为许多美国运输船队通过比斯开湾附近一带，这一水域倍加重要。
4．改装我们的“韦林顿”式飞机，并安装上为我方重轰炸机制作的一种“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作为测定目标的装置，我们便可控制比斯开湾中心海域。
5．在比斯开湾外围海域，情况就更困难了。必须使用装有“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的远程飞机。
6．由于船舶在大西洋中部沉没情况严重，我们不得不改装我们的“解放者”式飞机，以便在此水域使用。这就使我们除非从专为空袭德国的那支数量有限的轰炸机队调拨飞机以外，便没有适当航程的飞机来应付比斯开湾外围海域了。即使可以调拨一批飞机，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改换、安装必要的装置。
7．我极不愿减少我们能够投掷于德国的炸弹的重量，因为我认为，在冬季的几个月之内，就我们能力之所及，保持并加强对德国的攻势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总统先生，我要请求你考虑立即从供应物资中拨给装备有“厘米式空对海面探索雷达”的“解放者”式飞机约三十架。据我了解，这些物资在美国是现成的。这些飞机将立即用在对美国作战活动有直接贡献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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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地区，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对潜艇的侦察。德国人曾经建立了两座长距离定向电台，以便他们的飞机和潜艇能深入比斯开湾和西部入口处。其中一座在布雷斯特，另一座在西班牙西北部。我们驻马德里大使听到关于西班牙电台的消息，但是，没有使西班牙查封这座电台——这将会使我们卷入无尽无休的法律和外交争端之中——而是根据R．V．琼斯博士①的建议，由我们来利用它。经过对这种装备的摄影，我们得以知道它的用法。从此以后，我们的飞机和战舰便巧妙地装上与敌人共同享用的一种第一流的定向装置了。我方空军海防总队事实上比德国人更广泛地使用这种装置，而且，它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建立了好几个类似的定向电台。
①这位就是第二卷339页所提到的琼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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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叙述一下这个故事吧！我们在1943年空中攻势开始顺利，而且，“欧波”袭击的准确性更使德国人惶恐不安。关于我方在多云的夜晚击中鲁尔区几个工厂的消息传到设在俄国境内司令部里的希特勒。他立刻派人把戈林与德国空军信号总监马蒂尼将军找来。在大声斥责他们之后，他说，英国人有这种本领，而德国人却无能为力，这简直是一种耻辱。马蒂尼回答道，德国人不但能够做到，而且，在闪电战中已经借助于“X”和“Y”发射系统做到了。元首说道，他不相信空话，要看实际行动。经过大量的努力，才安排好要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我方轰炸机司令部，在“欧波”的引导下，使鲁尔区遭到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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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仍然要对付敌人的夜间战斗机。我方轰炸机损失总数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由这种飞机造成的。每一架德国战斗机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狭小的空域之内，而且由各自的地面电台加以控制。这些地面电台原先形成一条横跨欧洲的长线，为了纪念原来创建的德国将军，就称之为卡姆胡贝尔线。由于我们企图越过或从侧翼包围这条线，敌人就把它延长、加深。从柏林起，西至奥斯坦德，北至斯卡格拉克，南至马赛，大约有七百五十座这样的电台，像常春藤一样遍布欧洲。我们只发现了六座，但是，为数太多，势难一一摧毁。
如果让它们继续操作下去，我们的轰炸机就需要通过从北海起到空袭目标地区止延伸数百哩的夜间战斗机“岗哨”线。虽然在每一个“岗哨”上空的损失未必大，可是也绝不会没有损失；而且，迟早会使我方轰炸机攻势受到影响。极需一种简便而彻底干扰敌人整个系统的方法。
早在1937年，林德曼教授就曾经要我向空防研究委员会提出一项简单的建议。建议内容是在空中撒布锡箔片或其他传导体片，切成一定的大小，以便在敌人雷达的萤光屏上出现轰炸机的假相。如果我们的飞机在空中撒布云雾般的箔片，那么，敌人的战斗机就无法分清哪些是我们的轰炸机，哪些是我们的箔片。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之为“窗户”。专家们有些怀疑，而这种方法直到四年以后才见诸试验；1942年，在林德曼教授的鼓动之下，举行了绝对保密的试验。这些试验是由杰克逊博士进行的。他是我们第一流的分光学家之一，战争初期参加空军，以卓越的夜间战斗机驾驶员而著称。试验顺利成功、之后，“窗户”这一方法就迅速发展起来了。乍看起来，似乎这些假目标应当与飞机同样大小，以便产生清晰的反应。但是，如果针对敌人雷达的反应而把箔片切成适当的大小，就无须像飞机那么大，而且，由于大小适度，所产生的反应远比一堆不调和的金属——如一架飞机——所产生的要强烈一些。
在上级给予一定的鼓励之后，终于在1942年研究出一种简易而巧妙的方法来制造这种在技术专业中称之为“和谐的两极”的箔片。据发现，只有一面涂金属的纸条，像通常包巧克力的糖纸那样，如果切的大小适当，就足以强烈地反射无线电电波。从一架飞机中撒出重量不过几磅的好几把这一类的纸条，便像一团云絮一般，飘扬下坠，遍布数码的空间，就能使雷达产生像普通轰炸机所产生的几乎同样的反应。如果许多架轰炸机在天空中撒布一团一团的这一类的纸条，就会产生以假乱真的无线电反应，使敌人难以分辨真正飞机的反应，我们希望这样的办法也许会干扰德国的雷达。由于这些纸条只会随风飘去，在理论上说来，时速数百哩的飞机所产生的反应当然与这些纸条有所不同。但是，仅仅在几分钟之内加以分辨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希望，即使不能阻止，也可妨碍高射炮部队的瞄准，而且，也会使德国负责地面控制的雷达操纵人员难以指引防卫的战斗机找到进攻的轰炸机。
我方轰炸机司令部偶然听到这个消息，想要立即加以应用，以保全他们的飞机。但是，显然还有所顾虑。这种办法是如此简单而有效，因而敌人也可能仿效，用来对付我们。如果敌人像1940年那样，再次开始对我方进行轰炸，那么，我方的战斗机也会同样束手无策，而我们自己的防御体系也将同样失效。因此，战斗机司令部主张，在我们找到抵御的方法以前，无论如何要保密。之后，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43年6月22日，我召集轰炸机司令部与战斗机司令部的首脑举行参谋会议，以决定在轰炸作战中使用“窗户”的问题。我们猜测，德国人一定也想到这种办法，但是，即使他们也采用这种办法，由于他们轰炸机力量的削弱，而我方空袭德国的实力加强，也还会使我方占便宜。我们的专家深信，大规模地使用这种办法，将会使我方轰炸机的损失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决定，当“窗户”还不至于被德国仿效从而对我方在西西里岛的战局产生不利影响时，便可立刻使用。于是，对于在我国国内应当采取的防御措施的研究、制造和安装等等，均予以极其优先的权利。
杰克逊博士在积极从事并推动这项工作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43年7月24日空袭汉堡时首次试用“窗户”，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大。根据我们截听到的德国地面控制人员和战斗机驾驶员之间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所引起的混乱。在相当时间内，我方轰炸机的损失几乎减少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