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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我们的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俄国将军们和各国外交使团以及在这种场合照例到来的一大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我检阅了一支穿着极为华丽的服装、很讲究军事礼节的盛大仪仗队；乐队演奏三大强国——它们的团结已决定了希特勒的必然死亡——的国歌以后，仪仗队即举行分列式。我经人引导到扩音器前，作了简短的致词。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致词。他将住在美国大使馆。莫洛托夫先生用自己的汽车陪我到莫斯科郊外八哩处准备好的住所——“国家别墅七号”。我在行经似无行人的莫斯科街头时打开车窗想透一下空气，令我惊异的是我发觉车窗玻璃竟厚逾二吋。我从未见过这样厚的车窗玻璃。译员帕夫洛夫说，“部长说这样安全得多。”经过半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那所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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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极权国家的奢侈情况准备的。他们派了一位个子很大、外表华丽的副官（我相信他出身于沙皇政权下的贵族家庭）侍候我，他也好似我们的东道主，待人十分谦恭周到。一些穿着白上装满面笑容的老练的服务员，很能迎合客人们的心意和动向。餐厅内的长桌上和各种食橱放着各种珍肴和酒类。这些东西是只有应用最高的权力才能取得。我被陪同经过一处宽大的接待室，到了一间卧室和与卧室几乎大小相等的浴室。电灯上一尘不染，明亮已极，甚至可说是灿烂夺目。冷水和热水，应有尽有。我经过酷热的长途旅行后，早就想洗一次热水浴。一切立时准备好了。我才发觉，浴盆并不由冷热水龙头分别供水，也不用塞子。冷热水同时在一处喷出，其温度调节得恰如人意，而且人们不用在盆内洗手，而是在流水之下洗手。我在家内也适当地采用了这种办法。如果水不缺乏，这种办法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们大家经过必要的沐浴之后，经人招待到餐厅内，这里有着各种名菜美酒，当然包括鱼子酱和伏特加，而且还有许多从法国和德国来的珍肴好酒，那些东西都远非我们的心情或消费能力所能享受的，而且，我们马上就要回到莫斯科城里去。我已告诉莫洛托夫，那夜我准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建议定在七时。
我到了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会见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深谋远虑的俄国政治家和战士；在以后三年中，我同他保持密切、严肃的关系，相处之中常常感情激动，但有时却也非常亲切。我们的会谈几乎进行了四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第二架飞机（布鲁克、韦维尔和卡多根乘这架飞机）尚未到达，出席会谈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我自己、哈里曼和我们的大使以及译员。这里是以我们所保存的记录为基本材料，并根据我的记忆以及我当时致国内的电报进行叙述的。
会谈最初两小时的气氛阴森而沉闷。我一开始就立即提出第二战场问题来。我说，我愿坦率地说话，也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极端坦率的意见。若不是他肯定地认为可以讨论现实的问题，我也不会来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时，我曾告诉他，我们正制订在法国牵制敌人的计划。我也曾向莫洛托夫先生说明，我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保证，而且给他写过一份这样内容的备忘录。自此以后，英美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两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在9月份——从天气说是最晚的一个月份——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正如斯大林先生所知，英美两国正准备在1943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为此目的，一百万美国军队业已定在1943年春季到达联合王国的集合地点，编成二十七个师的远征军，英国政府还准备为远征军增加二十一个师。这些军队几乎半数要用装甲武器装备起来。到现在，开到联合王国的只有两个半美国师，大部分运输要在10月、11月和12月进行。
我告诉斯大林，我充分了解，这个计划在1942年对于俄国是毫无帮助；但是想到，在1943年的计划准备完竣之时，德国在西欧可能会有一支更强大的陆军。我说到这里，斯大林紧皱了一下眉头，但并未打断我的话。我继续说，我有充足理由反对在1942年进攻法国海岸。我们所有的登陆艇只够用于在设防的海岸进行一次登陆战——只够运送六个师的兵力上岸，并维持其给养。如果成功了，还可以运送更多的师去，但是登陆艇却是个限制的因素。现在联合王国，尤其是美国，正在大量赶制登陆艇。假如今年能运一个师的兵力，明年就可能运送八倍或十倍的兵力。
斯大林开始阴沉着脸，似乎并未为我的论点所说服。他问，是否法国海岸的任何一段都不能攻击。我取出一张地图，指出除了真正横渡海峡以外，在任何地方作空军掩护都有困难。他似乎不甚了了，又问了些战斗机航程的问题。例如他问，它们不能全日往返飞行吗？我解释说，它们要往返飞行确实可以，但飞行这样长的路程，就没有时间作战了；我补充说，空军的掩护必须是彻底掩护才算有效。他然后说，在法国的德军没有一个师有战斗力量；我对这种说法极力争辩。
在法国共有德军二十五个师，其中九个师是第一线的。他摇摇头。我说，我偕帝国总参谋长和韦维尔将军同来，以便他们同俄国参谋长具体研究这样的问题。政治家讨论这类问题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
斯大林的脸色现在更加阴沉了。他说，据他理解，我们是不能用大量的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六个师登陆了。我说确实如此。我们能够用六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因为它会大大地妨碍明年计划实行的巨大战役。战争是战争，不是开玩笑，如果惹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灾难，那就太愚蠢了。我说，我唯恐我带来的消息不是好消息。如果我们投入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就能从俄国战场调开数量相当大的德军，从而对他有所帮助，我们是不会因怕受损失而不采取这个办法的，但是，假如既不能吸引德军一兵一卒，又破坏了1943年的前景，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斯大林坐立不安，他说他对于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为什么我们这样害怕德军呢？他真弄不明白。他的经验认为军队必须在作战中流血。假如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军队的力量。我问他，他曾否问过自己，为什么希特勒在1940年不打到英国，当时希特勒正当力量全盛之时，而我们却只有二万经过训练的军队、二百门大炮和五十辆坦克。他没有来。事实是他也怕进行这样的战役。
横跨英吉利海峡并非易事。斯大林答称，不能这样类比。希特勒在英国登陆，将会受到英国人民的抵抗；而英军在法国登陆，法国人民却会拥护英军。我指出，因此，更重要的是，不要使法国人民在我军撤退时遭受希特勒的报复，并耗尽在1943年的巨大战役中所需要的法国人力。
谈话至此，场上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斯大林最后说，假如我们今年不能在法国登陆，他也无权要求或坚决主张登陆，但他必须说，他不同意我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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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打开了一幅南欧、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第二战场”是什么？它是否只是在英格兰对面设防海岸进行的一次登陆战？它能否采取有助于共同事业的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形式呢？我想，最好使他逐步向南方看去。例如，假如我们在不列颠集中兵力，能把敌军牵制在加来海峡，同时在其他地方进行攻击——例如卢瓦尔河、纪龙德河一带，或者另外选择斯凯尔特河一带——这都是极有希望的。这实际上就是明年的巨大战役的总的情况。斯大林担心它不可能实行。我说，的确，登陆一百万人确实是有困难，但我们应该坚持努力。
我们随后谈到轰炸德国的问题，大家对讨论都感到满意。
斯大林强调打击德国人民斗志的重要性。他说，他很重视轰炸，而且他知道，我们的空袭正在对德国起着巨大的影响。
经过这段谈话以后，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斯大林从我们这一长时间的会谈中感觉到，我们所要进行的似乎不是“痛击”计划，也不是“围歼”计划，而是采取轰炸德国的办法来搪塞一下。我决定先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为我来此准备说明的计划建立适当的背景。因此我并不打算马上消除阴云。
事实上，我特别提出了要求，在患难中的朋友和同志应该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会议却充满着礼遇和互相尊重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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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到了“火炬”作战计划起作用的时候了。我说，我要回过来谈谈1942年的第二战场问题，我是专为这个问题而来的。我并不认为法国是进行这样一次战役的唯一地点。还有别的地点，因此我们和美国人决定了另外的计划。美国总统授权我来把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斯大林。我现在就要进行这项工作。我强调保守秘密的重要性。这时斯大林端正地坐着，笑嘻嘻地说，他希望英国报纸上一点消息也不走漏。
然后我简明扼要地说明“火炬”计划。我在介绍全部计划时，斯大林极感兴趣地听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西班牙和维希法国会起什么反应？一会儿，他又说，从军事上看来，这次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从政治上看，他怀疑对法国会起什么影响。他特别问到计划实行的时间，我说，不迟于10月30日，但罗斯福总统和我们都力争在10月7日实行。这似乎给在座的三个俄国人以莫大的安慰。
我又叙述了解放地中海的有利之处，在那里还可以开辟别的战场。我们必须在9月间在埃及获得胜利，10月份在北非获得胜利；并且要一直牵制住法国北部的德军。假如能在今年年底占领北非，我们就可以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这次战役应该被认为是同1943年的战役相配合的。这就是我们和美国人已经决定进行的一次战役。
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我同时画了一张鳄鱼的图形，借此向斯大林说明我们的意图：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的柔软的腹部。斯大林此时兴致极浓，说，“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
我强调说，我们很想为俄国方面解除紧张局势。如果我们想进攻法国北部，我们会遭遇反击。如果在北非发动进攻，会得到很大的胜利机会，那样对欧洲也有帮助。如果我们能占领北非，希特勒就要调回他的空军，否则我们就会毁灭他的盟国，例如意大利，并且会进行一次登陆战。北非这一战役对土耳其和整个南欧都会起重要的影响。我唯一的顾虑是，敌人可能先发制人。假若今年能占领北非，明年就能对希特勒给予致命的打击。这一次谈话标志着我们会谈的转折点。
斯大林于是开始谈起政治上的种种困难。英美联合夺取“火炬”计划地区，是否会使法国发生误会？对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