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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虽然，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还需要各方面作出极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已到达了山路的顶巅，我们走向胜利不仅确有把握，而且，事实上已经常出现使人兴奋的事件了。在大战的这个新阶段，我并没有失掉参与工作的权利，这是因为战时内阁团结坚强，我的政务和专业的同僚对我的信任，议会坚定的忠诚以及全国始终不渝的友好关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人事中运气甚多，而我们对任何事情只有尽力而为，无需忧心忡忡。
若干同我有不同程度密切关系的知名人士敏锐地感觉到这两个月来形势的紧张。我们的一位最重要而最有才能的自治领高级专员曾写一封有分量的信给我，这封信也在我们指定的范围内传阅过。这份文件一开头便写道：“丘吉尔先生在鼓舞情绪方面的贡献无疑是极大的，但是……”底下是开列我一长串败绩，以及要我用交出权力的方法来减轻我的负担的一些内容丰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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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查德勋爵是同我相识并共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的朋友。他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文件，主张大量集中轰炸，他也给我一份副本：
1942年8月29日
我们和美国人正在组织巨大的军队（美国一国也许达六百万到八百万人）。这些军队需要大量物力和工业上的人力来维持；需要大量商船来运送物资并用其他船只（和飞机）来保护航运。盟国所有原料资源是否足以装备这些军队，这些资源在遇到挫折和大量耗费时，是否还能支持猛烈的战斗，这些都是成问题的。……
·时·间·短·促，·我·们·又·正·处·于·需·要·进·行·抉·择·的·时·刻。危险在于：我们将试图走两条道路；我们的空军力量必然要无法解脱地陷入庞大计划和两面战争的持久战斗之中。
我国在今年或明年在欧洲大陆卷入陆上战争，会让德军占到便宜——这是1914—1918年情况的重演。这将使敌人方面（即德国陆军）将他们手中保留的巨大军事力量调来对付我们。我们胜过德军的力量和对德的优势是在空军方面——英美空军。……
现代战争的战略上的变化比火药发明和现代战舰出现后所引起的变化大得多。空军的力量在日益增加。从1939年以来，空军的发展很快。今日的炸弹和轰炸机比战争爆发时所使用的已有很大不同。……
英美的空军力量在与日俱增。·假·如·我·们·将·力·量·集·中·用·于·能·够·实·现·而·且·能·很·快·实·现·我·们·的·政·策·方·面，那么我们的空军武器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
采取用陆军取胜的政策，结果会使物力和人力大大地枯竭。空军是新的领域，是军事科学上的有力武器，它已经为盟国带来伟大的新的取胜办法。如果我们毅然决然地决定集中使用空军，我们不但能拯救几百万生命，而且我们能缩短战争若干月，也许能缩短若干年。……
正如敌人用“坦克闪电战”来征服波兰和法国一样，我们也能以“轰炸机闪电战”来粉碎德国机构。……
最后，执行这一政策需要有一位对欧洲战争的纯军事（在最广的意义上）战略思想负责的首脑，三军方面的一位参谋代表当然要协助他。这位司令官必须是相信他的空军力量这一武器的人，必须是在这次战争中富有指挥经验的人。这样的人是很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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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匠没有不说自己的皮革好，我是理解这一点的，但我还是认为，像特伦查德勋爵这样的高度权威人士所写的这个文件仍不失为很重要的文件。因此我将它印刷出来，并连同空军中将哈里斯所写的类似文件，送给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并附以下列说明：
我自己并不采纳或赞同这些意见。……然而由于这些文件写得振振有词，因此我认为我的同僚也许有些兴趣。对于攻击我们的轰炸政策的人士，这些文件可算是一个有力的答复。
我写了下面的信件给特伦查德勋爵：
首相致特伦查德子爵 1942年9月4日
谢谢你送来饶有趣味的文件。你也许知道，我是轰炸机司令部的拥护者，我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并防止它受到无理的妨碍。
我在承认并赞佩你的精辟议论的同时，认为你不免言过其实，因此反而于事无补。你肯定已将论点发展到此间或美国只能有少数人表示同意的程度。可是我很想驳斥一下所谓“滥炸德国”的攻击，以及许多方面所发动的诋毁轰炸的运动，因此我正如处理空军中将哈里斯最近的文件那样，把你的文件分发给战时内阁。
关于文件的最末一段，很难把任何国家的行政首脑同执行战争的首要负责人分开。美国和俄国的行政首脑也是总司令，虽然不论罗斯福先生或斯大林总理都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也未受过训练。在英国，甚至更难把宪法的首脑机关同指挥作战的一切机关分开，因为指挥作战的机关是与全国的生活和命运一致的。选拔一位空军人员，授予全权，并且要他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当然是一种办法，但我怀疑，你是否想过因此产生的问题。他与其他两个军种必然难以相处。与盟国相处，也会如此，盟国的制度不相同，特别是美国，空军只是附属的单位，这种关系严格得很。与下议院、内阁以及所有类似机构相处可能也有困难。然而，假如找到了适当的人选，许多这类困难可能因为他同时出任首相而得到克服。假如我相信这种解决办法会造成迅速的胜利，我愿让位给他。我对于你心目中的人选是否要求过高了？你说，这样的人是很不少的。我还不知道我们军队中是这样人材济济，以至能有这么多军官在这次大战中已出任司令，并且对空军的看法和你一样，他们能成为“对欧洲战争的纯军事（在最广的意义上）战略思想负责的首脑”。
顺致良好的祝愿。……
特伦查德于9月8日给我复信：
……我的文件并不是写给你的，因为我很清楚，你是急切地要在德国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它是写给某些人们的；
我认为像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纯粹局外人的意见也许能影响他们。……
我最后一段，在任何形式或方式上，都没有打算表示你所说的那种意思。我并不是建议行政首脑应当不负担指挥战争的主要责任。我从未表示过，也从来没有这一种观点。我要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在许多报纸和讨论中，曾有人建议委派一位欧洲总司令——像马歇尔和韦维尔那样的人，我要反对的是这位总司令一定得由陆军将领担任的意见。假如空军是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使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总司令·必·须是一位陆军将领呢？我们现在既然知道，决定战局的是空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战略要根据“陆上”观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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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我们战争方式批评得最严厉的是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的意见是极其重要的。他的职责是向下议院解释我们的连续失败和挫折；他也确实老练而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在此令人窒息的间歇期里，他同我的关系的破裂将会造成一种政治危机，因此，在8月底我从国外归来的时候，我极其注意地发现他对于全国的士气以及指挥作战的中央机构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在国内舆论方面，他发觉有一种广泛的失败和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工人们一听到他们费尽心血所生产的武器不能供应利比亚方面的需要，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颓丧心情。很想制造新的武器、设备的科学技术人员得不到鼓励。商人们对于官方的办事拖拉、优柔寡断以及各种委员会的架床叠屋的浪费情况表示愤怒。在军队中，官兵们由于军事领导工作的不适当而感到苦恼。他认为，急需对全国的战争努力灌输生气勃勃的新精神。为此目的，他建议在我们的政府机构中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对于其中某些方案，我自己完全同意，并开始行动，求其实现，但是，在关于指挥作战的技术这一主要问题上，我同掌玺大臣的意见完全不同。诚然，他并未建议我应被罢免或被撤职；相反，他却建议，作为国防大臣，我应支持有像三军参谋长那样才干的三位人士作为我的顾问，由他们监督联合计划委员会，并能以他们的全部时间，致力于最广义的军事计划。这三位人士应组成一个独立的作战计划局，负责审查战争的全部战略问题，并研究将来的各项作战计划；为此目的，他们将要取代参谋长委员会。每一战区要设一个司令官，负有海、陆、空军的全部指挥权。这些司令官，由少数人组成的联合参谋处作为顾问，直接对作战计划局负责。简单说来，这种想法是，国防大臣本身应当成为最高统帅，直接指挥遍于全世界的陆、海、空三军。这样一来，从国防大臣起，所有的预见、计划和行动将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计划者的梦想。新的作战计划局是负责计划的唯一部门，同时又具有指挥和控制的全权，这样它就会自由地工作，不会像三军参谋长在管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中那样，纠缠于日常事务。这些五花八门的业务仍然由三军参谋长以及参谋人员（用个人力量或集体力量）负责处理，而最高统帅部则关起门来制订它的战略和计划。我不相信，这样一种双重的制度能够成功；我满怀热情对掌玺大臣的建议发表了意见。我断定他的这些建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在我看来，指挥作战的指导原则是，作战计划应由有职有权执行这个计划的人们来制订。在我们通过艰苦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制度下，参谋长委员会和它的附属机构完全适应拟定三军计划的需要，在这些机构中凡是负责执行的人都在一起共同拟订将由他们付诸实施的计划。设立一个同负责作战的参谋部相脱离的作战计划局，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这要造成两个对立的机构，一个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可是在名义上却有同等的地位。这会使大臣们时常有必要无视这两个机构之一所提出的意见。这也会立时引起直接和严重的摩擦。一位海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告诉海军大臣如何调动舰队，或者一位有“同等才干”的空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含蓄地批评空军参谋长呢？这一制度的内在危险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没有责任来实行计划的话，任何聪明人都能为赢得作战的胜利而订出一些计划。只要计划参谋人员在地位上确实隶属于负有执行责任的三军首脑，便应当鼓励他们的这种聪明才智。然而，我不准备要一个有名无实的智囊团随便研究我们的机密，我也不准备在为数已经够多的各种委员会和报告之外再增加这个智囊团以及他们的报告。根据处理这些事务的长期经验，我知道，一位国防大臣必须同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