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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同掌玺大臣争辩，并力图使他接受我的观点。这一场严肃的争辩占去了9月份大部分时间。但我并没有能够说服得了他；9月21日，他通知我说，他感到他有责任辞去他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职位。他说，他从印度返国以来便不再感到我需要他的帮助了；他自己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日益不能了解我的意图，而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对这些问题应该是十分了然的。他深深地担心战争的局势，而且，鉴于近数月来局势的发展，以及战时内阁全体人员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他很想了解我对于未来有什么看法。对此，我答复道：
亲爱的克里普斯 1942年9月22日
接读来函，感到惊异，也多少有些痛心。从七个月前你最初任职以来，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在8月初我出发旅行时，我认为我们是十分融洽的。从那时起七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我离开了几乎一个月，后来你也离开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内阁会议（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举行过三次会议，历时六小时半）以外，我一直想尽可能看看我的主要同僚们。我时常觉得我们的谈话是愉快而又使人兴奋的。我希望，你在愿意时随时来看看我。
承你送给我论及现行的全部制度和方法的又一份备忘录，这些制度和方法（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是我用以履行我领导政府和进行战争的任务时所用的工具；我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所写的那些问题都具有论争意义的了。我对于这些问题也有我自己的信念，这是我长期经验和负有重要责任的结果。别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不愿在这里进行辩论，辩论起来将没完没了；但我确信，假如你同第一海务大臣的合作，像我在这次战争繁忙紧迫的事务中同他的合作一样紧密，你就不会低估他的智慧、知识和思想的缜密了。我的确不能不说，你对我们赖以生存下来的海军部的功绩，是不怎么宽大为怀的。
你问我对前途的看法如何。我对将来是抱有希望，而且我确信，也是充满坚定不移的精神的。大规模的战役就要到来，这是完全符合你自己的观念，而且也是我们一致同意了的。我们必须坚忍不拔地忍耐战役的推迟，等待成果。我自己感到等待比作战难受得多，因此我完全了解你所说的不安心情。
你的真诚的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写了这封信，但我意识到，他对我已不会再有充分的信心，也不能长久地作为战时内阁的一个同僚分担责任了。
我很清楚，如果他因此辞去政府中的职务，尖锐的政争必然随之发生；虽然我决意面对这个政争，但我希望在非洲的事情悬而未决之际不要发生。战时内阁中几位同僚鉴于大战越来越接近于决定性的时刻，劝他考虑一下在这个关头提出辞职是否会妨碍公共利益。虽然很明显，假如我们在北非即将发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我的地位会无比地增强，他的地位会相应地削弱，但是他的爱国心控制住了他的行为。
我亲爱的首相 1942年10月3日
依照昨天会见你时我许下的诺言，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谈谈我在战时内阁中的职位问题，这是我们在最近几天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关于我对作战的主要指挥问题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你并未将我说服，使我相信它们是不必要的。我深信，假如我们要使我们的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那一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倘若不是因为你和其他同僚促使我注意的特殊情况，上述信念将会使我要求你把我的辞呈转呈国王陛下。
不过，由于你的说明，我已充分了解此时正是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极为紧张的时期。考虑到这种情况，很明显，在这些特殊危急的日子里，凡是有可能透露作战的重要指挥方面出现不团结或分歧的事情，能避免的应该尽量避免。否则它会妨碍我们的士气，或者会增加我们的国际困难。
在我看来，这些临时的考虑可能要否定我所建议的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我决定，为了使即将进行的战斗顺利地进行，关于我在战时内阁的职位问题，我有责任推迟采取进一步行动，直至这些战役至少顺利进行之时。
时机一到，我将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我深信，无庸赘言，在此期间，我将尽力帮助你，并将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任何可能的时候，尽力支持你。
又及：我已把这封信请安东尼·艾登和克莱门特·艾德礼阅过，并把我的总的行动方针告诉了战时内阁其他阁员。
我亲爱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942年10月3日
你已决定把你的辞呈保留到我们全体所同意的那些大规模战役（用你的话来说）至少顺利地进行之时，我肯定这是对的。讨论你辞去政府职务的问题，在目前不会不妨碍公共利益和英美军队的安全。要我参加讨论而不说一些使敌人得出推断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你有充分的权利在后一阶段使我们的分歧得出一个结果。同时，我感激你保证在这期间给我一切可能的帮助，我当然也将充分报答你的帮助和好意。
※ ※ ※
结果，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没有完全离开政府。虽然他不愿再承担战时内阁阁员本身资格所赋予的全部责任，但我却极愿在政府范围内找寻其他职位，以便继续利用他的才干和精力。在11月非洲战事顺利发动时，我劝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职务，他在这项工作中，办事能力和效率日益增高，他任职到这次大战结束。在这三个艰苦的年头中，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忠诚而卓有成效地努力奉公，我愿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激。在本书别的地方，我曾说过，不经管具体部门工作的大臣常有这样的情况：议论别人工作时洋洋得意。
对于像他那样一个富有才智但缺乏行政经验的人来说，他的高超的理想、他的理论分析的能力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具有有力的但却是危险的号召力。从他的伟大才智来看，需要给他一项更实际的任务；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的成功和他任掌玺大臣时所遭受的挫折，都只能加深我的内疚。他本应辞却我的最初建议，而应于加入政府时首先出任军需大臣。
※ ※ ※
如果说到这里，我稍稍违反编年顺序，记载一下在11月底必须进行的其他内阁变动来结束我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那也是方便的。我久已感觉需要在华盛顿有一位驻在大臣，由他处理同美国政府有关的许多供应问题，这些问题最好由大臣级官员解决。卢埃林上校欣然同意由克里普斯爵士接任飞机生产大臣，自己去华盛顿承担这项责任重大的职务。身负上议院议长重任的克兰伯恩子爵，把他的殖民地事务部的职务让给奥利弗·斯坦利上校而改任掌玺大臣；斯坦利那时则愿意摆脱军事工作而担任部务。艾登先生同意在外交大臣工作之外，兼任下议院议长。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调任飞机生产大臣以后，所遗的战时内阁阁员一职改由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担任。过去，他作为内政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时曾应用了他的伟大的行政才能，使我们的民防组织得以应付1940年和1941年的各种挑战，现在他更有机会来施展他的政治才智了。我们战时内阁同僚极愿在他们的阁议中得到他的帮助。
※ ※ ※
在国内发生这些政治压力之时，我审查外交部同华盛顿国务院商谈中所草拟的关于战后世界政府的建议，颇感欣慰。
外交大臣于10月间向战时内阁分发一份题为“四大国计划”的重要文件，它规定由英、美、俄、中所组成的委员会产生最高指导机构。我能使自己的意见记载在下列的备忘录中，实在非常高兴。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0月21日
虽然事务繁忙，我愿尽力作出答复。挑出这四大国来，看来是非常简单的。然而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俄国以及什么样的俄国要求。稍过一些时日，也许会清楚。讲到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美国方面肯定会用“收买无资格投票的人，使他们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力图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
2．我必须承认，我的思想主要在欧洲——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之母的欧洲的光荣。假如俄国的野蛮主义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将是一场无可估量的灾难。现在虽然还很难说，但我相信，欧洲大家庭会在一个欧洲委员会领导之下采取统一行动。我希望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在这里，国与国间的界限将大大减少，不受限制的旅行将成为可能。我希望看到，欧洲的经济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我希望看到，这个委员会或许由十个单位组成，包括以前各大国，以及若干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多瑙河地区、巴尔干各国——它设有一种国际警察制度，并且受权使普鲁士解除武装。当然，也们必须在许多方面，而且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同美国人合作，但欧洲是我们的主要关心所在。当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土耳其人有迫切问题要向我们求援，并且要求得到最大力量使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希望俄国人和中国人对我们关上大门。要讨论这些问题还可以谈得很多。可惜，战争问题是你我均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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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走向我们的生死成败均在此一举的伟大的军事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关键……第三十二章 苏联的“谢谢你”
第三十二章 苏联的“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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