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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小的地区或桥头阵地，以便以空中或其他方式的进攻来消灭它。再由此往南，我军将力图肃清敌军在斯法克斯及其他地点的小股孤立的敌人，但目前对的黎波里方面将不准备使用大量兵力。海上损失迄今为止已得到补偿。我方所损失的运兵船已由所获得的数目相等的法国船舰所补偿，而我方每损失一艘商船，就有一艘潜艇被击沉。
关于达尔朗，已经发表的一些宣言已使该地法国领袖们大为不安，那种做法如再过分一点就有危险了，诺盖已扬言要辞职，由于他控制着摩洛哥居民，他如果采取这一着，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从争取法方的合作和稳定局势的观点看来，最糟糕的是给法国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仅仅是在利用这些领袖们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在一旦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时，就会把他们一脚踢开。在这场战争中，达尔朗和他的伙伴们已经破釜沉舟，在尽全力与轴心国作战并团结法国人来支持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法军正在非战斗性的任务上，甚至在小规模的作战上与我方合作，但是由于缺乏正规的武器，他们目前战斗力不高，达尔朗并非是由艾森豪威尔，而是由其他的法国领袖们所选定的，其中有些人还是他的仇人，是竭力支持我们的人；他们一致认为，由他来领导合作，对我方的作战说来乃是必要的。如果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很快会被一脚踢开，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军事局势可能要求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保留他，在此期间不应公开给人以一种与此相反的印象。
我对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我认为不会再重申已经发表的声明甚至发表更过分的声明了，因为那项声明的用意仅在于扭转这一印象，即我们已和维希分子在政治上妥协。将来的政治安排应由有关各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一致意向来决定。
我想最好你能把我这种强烈的印象转致罗斯福总统：再发表更多的反对达尔朗的声明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害，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将于今日傍晚启程，我将在开罗再次来电。昨天有幸得以和你作一夕畅谈，受惠不浅。特此致谢。
总统也不断把他的心情告诉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关于北非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增加的地区，我认为你我可以考虑任命一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无权过问民政事务，但对法国行政官员有否决权，并在极少的情况下命令他们贯彻执行某些方针。例如，我已通知艾森豪威尔，必须释放北非和西非的一切政治犯。如果达尔朗不执行这个命令的话，艾森豪威尔就必须立即执行他的最高统帅的职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2月5日打电报给我说：
……我再次向你保证，我们并没有参加打算要把达尔朗立为首脑（当地的机构除外）的阴谋。他在此间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实际帮助都是通过他一个人得来的。只要你仔细想一下由此处通过山区一直伸延到突尼斯的长达五百哩的交通线，你就会发现，该地的法国人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我们蒙受重创，从而迫使我们迅速撤回到能从海上取得给养的那些港口去。吉罗很快就放弃了想给我们一些帮助的企图；多亏达尔朗之助，我们现在才得以在突尼斯，而不是在布奈附近甚至比布奈更往西的地方与德国鬼子作战。我们认为，布瓦松和达尔朗已经是无可挽回地效忠盟国了。……
总统所提到的“权宜之计”，使达尔朗深为苦恼，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这时给克拉克将军去了如下这封信：
将军阁下：
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我并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否则我又何必在对事态不加过问、听其自然发展原是轻而易举之际，在对我个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本着一个法国人的纯粹爱国心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曾庄严地允诺，它将把法国主权的完整恢复到像1939年时那样；是因为轴心国家和法兰西所签的停战协定已因法国本土被全部占领而撕毁——贝当元帅对此已提出郑重的抗议。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我在我的国家中忝居要职，我有责任这样做。
我一生都忠贞为国，我决意在法兰西的主权完整成为既成事实时——我希望这在最短期间即可实现——退职隐居，度此余生。
※ ※ ※
这位海军上将之所以继续任职，仅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北非的盟军统帅部没有他就不行，而且他是掌握权要的人。11月22日，所谓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签定，成立了一个管理这一地区的临时机构。两天以后，在达尔朗代表的游说下，布瓦松总督率领法属西非和达喀尔这一重要基地起义，归附盟国。
但是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在英国激起了公愤。我的一些友人义愤填膺，这些人曾对慕尼黑协定极为愤慨，在战前的那些紧急关头，我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愤愤不平之情的激励下采取行动的。“原来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问道。许多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感到极为苦恼。那个戴高乐委员会和组织也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报纸充分反应了这种情绪。这肯定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好机会嘛。不仅是议会，就是全国同胞也很难相信“戴高乐遭到排斥，达尔朗受到扶植”这件事。但是，既不能公开说明事实，又不能公开辩论。
在我的思想里，我从未丝毫怀疑过（且不论这是对还是错），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拯救献身于这场战事的士兵们的生命乃是我的职责，但我对反面的论点却极为敏感，并且，尽管我藐视这种已被我放弃了的相反的信念，我却可以理解这种信念。
※ ※ ※
12月9日，我把我的不安告知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9日
最近几天，从北非方面接到的有关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报告使我感到不安。这些来自各个不同的可靠来源的报告中所描述的，由于我们未能在目前情况下就内部行政管理问题对该地法国当局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产生的后果，都是一致的。我深信，你一定已经充分了解这种情况，但我认为我有责任让你知道，我们自己所接到的报告中所显示的局势。
2这些报告表明，退伍军人团〔维希的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和与此类似的法西斯组织依然在为非作歹，迫害从前同情我们的法国人，其中有些人至今尚未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组织对盟军登陆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感到害怕，这是当然的，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已鼓起勇气，重新纠集起来，继续他们的活动。那些被撵走的出名的德国同情者现在又恢复原职。这样一来，不但助长了我们的敌人的威风，也使我们的朋友感到手足无措，意气沮丧。已经发生了若干法国士兵以逃亡罪而受处分的事，原因是他们在我们登陆时企图支持盟军。……
次日，即12月10日，在登陆一个月以后，我由于感到来自各界的压力愈来愈大，便企图以下院的秘密会议来摆脱困境。我当时发表那篇演说的唯一用意，便是要扭转在当时占上风的那种舆论，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我所要提出的论点。
我一开始便说了一些严厉而谨慎的话。
我们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应是我们喜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打算怎样对待它的问题。在战时，一切事情的发展不可能总是完全称心如意的。在与盟国的合作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自从1776年以来，我们就已再也不能决定美国的政策了。这是一场美国人的远征，因为在这次远征中，他们的地面部队最后将是我们的两倍或三倍，他们的空军最后将是我们的三倍。
这在当时说来是个实情，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不久就被种种事实驳倒了。
在海上，我军所占的比重无疑远较美军为大，而且当然我们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协助。尽管如此，美国依然认为这次远征是在美国总统主要指挥下的一次美国军队的远征，美国认为西北非是由他们照看的战区，正如我们把东地中海当作是由我们负责的战场一样。我们由一开始起就承认了这种情况，而且现在也正在他们的指挥下作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很大的发言权，而且，我当然与总统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军事上或政治上直接控制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就美国的政策或英美关系进行公开辩论是极为有害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才请求下院召开这次秘密会议。只有在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才不至于得罪我们伟大的盟邦，也不致使我们与法国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因为，不论这些法国人的既往如何，他们现在正在向德国人开火嘛。
我决非在为达尔朗海军上将辩护。和我一样，他也是希特勒先生和赖伐尔先生诽谤的对象。除此以外，我和他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下院必须认识到，美国政府以及大部分美国人民对达尔朗的看法与我们并不相同。他没有出卖过他们。他没有撕毁过与他们签订的任何条约。他没有中伤过他们。他没有虐待过他们的任何公民。他们并不十分重视他，但是他们也并不像我们英国人这样憎恨他和藐视他。他们之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士兵的生命要比法国政治人物过去的履历重要。此外，美国人直到最后关头还和维希维持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我认为这种关系对我们的整个利益说来是有好处的。无论如何，美国人在维希的地位，至少使我们有了一扇可以窥探那个院子动静的窗户，而这扇窗户原来是并不存在的。……
直到不久以前，李海海军上将还一直担任驻维希大使。他和贝当元帅过从甚密。他一直在运用他的影响，不让维希法国成为德国的盟国，或者，在我们不得不向驻在奥兰或达喀尔，在叙利亚或马达加斯加的维希部队开火的时候，不让维希政府向我们宣战。在上面谈到的这些场合，我都认为，法国不会向我们宣战，并且事先就说出了我这种看法，这是有案可查的；但是使我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国人对全体法国人的巨大影响，而在美国参战后，这种影响自然就变得更为巨大了。李海海军上将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最近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参谋长。必须要从这样一个情况出发，来看待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对维希和它的一切所作所为所抱的态度。……
我现在要详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