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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了对轴心根据地作决定性的进攻，就实际上可能早的时间，在某一选定地区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物力。
6．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俄国作战。
7．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国，使中国成为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
8．为土耳其积极地或消极地参加同盟国这边作战而准备条件。
9．为非洲法军在对轴心国家的战争中起积极作用而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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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可以电告国内，我们在整个战略方面已达成了足以令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极感满意的协定。“这应归功于总统的权威和我同他保持亲密的接触。两国参谋长之间的观点分歧有一段时间是很严重的。此外，现在我们希望缔结一种战时调拨的契约，在十个月中，每月从美国获得二十艘新船，挂英国旗使用，这样就为我们的多余海员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如果没有总统压服许多反对意见，这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关于原子弹和英美的研究工作，我也可以对约翰·安德森爵士送达如下的文件：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3年5月26日
总统同意，关于“合金管”的情报交换应当恢复，并且应当把这项事业看作是一种双方联合的事业，英美双方对它一定要作出各自的最大努力。据我了解，他的决断所根据的事实是，这种武器很可能及时发展起来供目前战争使用，因而它列在交换研究工作和发明秘密的一般协定范围内。
应当通知彻韦尔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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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许多方面有很好的进展，可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于征服西西里以后进攻意大利未作具体的建议，这一点我很关怀。我能得到的最好计划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作的如下决定作为一项紧急任务，指令北非盟军总司令，应计划在扩大“哈斯基”作战计划的战果时进行军事行动，以便最有效地把意大利排除于战争以外，并牵制最大数量的德军。各种各样的具体军事行动应该采取哪一种，以及计划决定之后的实行等问题，留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出决定。
我知道美国参谋长们的心思已经转移到撒丁岛。他们认为，该岛是集结在地中海的大军在1943年全部剩余时间内唯一尚待完成的目标。无论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理由来看，我认为这种打算都是遗憾的。俄国人每天在他们庞大的战场上作战，他们的血液汇成了激流。而我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就让这一百五十万以上的优秀军队以及他们所有庞大的空军和海军无所事事吗？
总统似乎还未准备促使他的顾问们更正确地认识进攻意大利的问题，但是，由于这是我横渡大西洋的主要目的，我不能置之不管。霍普金斯私下对我说，“如果你要贯彻你的主张，你必须在此地再停留一个星期，不过，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我深感苦恼，5月25日，我亲自向总统请求，让马歇尔将军同我一道往阿尔及尔去。因此，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说，首相不久将会有一次机会同北非总司令讨论“攻占西西里以后的”政策，并且他曾经建议，如果马歇尔将军也能去那里的话，一定会极有帮助。因此他转向马歇尔将军说话并且问他，他是否能够推迟他的东南太平洋的视察以便顺从首相的要求。马歇尔将军答道，他十分愿意。
当时我在会上说明，在没有最高级的美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我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很尴尬。如果作出了决定，事后很可能被人认为我曾施展过不当的影响，听到马歇尔将军可以同我前往，我很高兴；我深信，现在有可能在阿尔及尔把一切作得令人满意，并送一份报告回来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供他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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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曾经同意，总统和我应当写一份关于会议的报告给俄国。我们起了几次草稿，都立即用打字机打了出来。我们在打好的草稿上改了又改，直到它们被我们的笔迹涂抹得几乎不能认识了。什么是应该加入的，什么是应该删除的，我们都搞糊涂了。最后，在午夜后两点钟的时候我说，“让我明天带走，我把它整理出来，从巴特伍德飞机场再送回给你。”
这句话使总统大为轻松。他对于这种办法感到满意。我又说，“如果马歇尔同我一块走，那将是一件好事。飞机上的地方很宽敞。”我们已被不断的脑力劳动搞得精疲力竭了，便起身去睡觉。正当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露面了。虽然曾经决定，他应当去北非，显然他未曾指望跟我同乘一机，或在同时起飞，所以他来道别。但是现在总统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和温斯顿一块去？你们可以共同讨论一下给俄国的公报。”将军感到意外，但是欣然同意地挥了挥他的手，并且说，“我一定到他的飞机上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关键……第四十五章 向意大利进军
第四十五章 向意大利进军
5月26日我们启程往北非——马歇尔将军和对俄国的公报——往直布罗陀的一段长距离飞行——飞机遭到电击——到达“修道院”——马歇尔视察直布罗陀的防御工程——黄昏时在阿尔及尔降落——我们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决心——英国在地中海的实力——5月29日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会议——“小鬼”作战计划——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横渡海峡的袭击——布鲁克将军和进攻意大利——同盟国在地中海地区的二十七个师——我的“关于背景的备忘录”——土耳其和一条巴尔干战线——亚历山大将军的一篇给人深刻印象的报告——我的迦太基之行——6月3日我们最后一次会议——蒙哥马利关于攻击西西里的信心——我们在和谐气氛中分别——一出可怜的悲剧——形势变了。
第二天5月26日清晨，马歇尔将军、帝国总参谋长、伊斯梅，以及我的其余随行人员，乘水上飞机从波托马克河起飞。罗斯福总统在那里为我们送行。
我们一飞到空中，我就专心于给俄国公报的工作。因为我发现这一卷草稿上布满了总统和我的潦草修改的笔迹，很难找出头绪，我就把它送交马歇尔将军。他在两小时后给我一份打得整洁的稿子。我非常满意这一文件，它恰恰表达了总统和我所要表达的意见，既清晰而又含蓄，不仅说明了军事问题，而且也说明有关的政治问题。这事激起了我的钦佩。
过去我以为马歇尔是一位严峻的军人和一个陆军中伟大的组织者和建立者——美国的卡诺①。但是现在我看出来，他是一位对于全局具有犀利目光和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我很中意他的草稿，任务也就算完成了。我写信告诉总统，不可能写得更好了，他要作什么修改，无须再和我商酌，可以直接发出。
我们在纽芬兰的巴特伍德着陆加油，马歇尔的草稿和我的信件从那里由飞机带回华盛顿。总统并未变更一字。
①卡诺（1753—1823），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战略家和军队组织者。——译者
在提前吃过晚饭以后，我们横渡大洋前往直布罗陀的三千哩飞行又开始了。这次飞行看起来是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是随时将旅行安排通知我的汤普森中校（“汤米”）解释说，我们差不多是沿着“大圆航线”（GreatCircle）航行，实际航行显然不像看起来那么长。起飞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都准备睡觉。“波音”式飞机中新房的双人大床很舒服，我沉睡了好几小时。忽然发生了一次意外震动和突然下降。我醒了。出事了。但是没有任何影响，在空中旅行最重要的就是不出事故啊。我完全醒来后就披上拉链服，走过我们宽敞飞机的中央长廊，登上通往驾驶室的梯子。我坐在副驾驶员的位子上。
现在是一个可爱的月夜。呆了一会儿，我问驾驶员为什么突然下降。“我们受了闪电的打击，”他说，“但是未出什么事。”
这是一件好消息。我们未着火或在空中被击碎；无须在离任何地方都有一千哩以外的地方被降落。我老觉奇怪，为什么飞机对于电击并不在意。电击对于地面勤务人员似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以后我知道，当时飞机上大家也是很焦虑的。
我俯视七千呎下的平静大洋；从那样的高度向下看，大洋似乎总是平静的。在我们的下面，看起来像有一艘小型的不定期的货船。它的出现，使我产生一种舒适的特殊感觉。在这种心旷神怡的幻觉下我又去睡觉了，一直睡到天亮时才醒。
我爱看黎明的来临，因此我又走到前面去。当你以每小时一百六十哩的速度向东飞行时，你很早就遇见太阳，它也升得极快。在这样的长途飞行中我坚持我的惯例，开饭的时间应按照胃口需要的时间规定，一个人在天亮以后起床，就要吃早饭；过了五小时，吃午饭。午饭后六小时吃晚饭。这样，他就不受太阳的支配，否则，太阳对他的事务会发生太多的关系并搅乱了工作惯例。马歇尔将军和我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他详细地问我关于美国宪法所容许的“弹劾”和英国议院仍保留的“褫夺公权”的分别。我没有费什么事就使他相信保存这种极其尊严的法律程序的必要。我们两人利用闲暇时间清理了一些积压文件。当行近直布罗陀时，我们找寻周围的护航机。一架护航机也没有。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一架身分不明的飞机所吸引，起初，我们以为它对我们发生兴趣。由于它不再飞近，我们断定它是一架西班牙机。但是直到那架飞机消失时为止，他们似乎都很关心。降落时大约是下午五点钟，总督在那里欢迎我们。在当夜继续飞往阿尔及尔是太晚了，他用车将我们载到他居住的“修道院”去，那里的修女们已在两个世纪以前搬走了。
关于“修道院”这个名字有一段故事。直到1908年，总督的官邸始终叫作“修道院”。可是就在那一年，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御前秘书，亨利·庞森比爵士写信给总督说，国王以为把这个名字改为“官邸”合适些。理由是，当国王在乔治·怀特爵士的总督任内视察直布罗陀时，英国报纸有一段记载，大意是，国王曾在“修道院”午膳。十天以后，国王陛下收到新教联合会通过的一份决议，对于国王不但认为有必要视察一处罗马天主教的机构，而且甚至在那里午膳，表示遗憾。然而，当国王乔治六世于1943年6月视察北非时，他表示了将总督官邸重新命名“修道院”的愿望，所以总督官邸现在仍叫“修道院”。
直到次日下午，我们才能离开直布罗陀前往阿尔及尔，所以有机会带领马歇尔将军参观直布罗陀。我们作了几小时的巡礼，视察了保证永久供应要塞淡水的新蒸馏厂，各种重要炮垒，几处医院和许多部队。最后，我走下去参观总督特别喜爱的地方，一处新的直布罗陀地道，凿在石头的深处，它的炮台装有八门快速发射的大炮，控制着地峡和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中立地区。这里的工程浩大；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