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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德国所属的其他人的命运，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不会过问英国的事情。其实德国以外的世界，很应该管管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或者，比如说，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淡下来，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首相曾经说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数同僚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的时代”来尽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一点上，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慕尼黑危机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们的防务，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都要求我们大力重整军备，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使希特勒大为震动。他也许找到了借口说：
“这算是对我们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和友好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是朋友，而你们又相信我们，那你又为什么要重整军备呢？让我保持军备，而你则保持对我的信赖吧。”这种看法，按照议会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国内有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自然要受到德国政府和它所授意的报纸的抨击。不过，英国全国的舆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方面由于首相使他们免遭战祸而深感庆幸，欢呼和平的口号响彻云霄；另一方面，他们又痛感到军备的需要。所有的军事部门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令人担心的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内阁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或刺激德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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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后顶住了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这无疑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时举行选举，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然而，在那些曾批评慕尼黑协定并拒绝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那年的冬季确是令人着急和沮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选区内，都受到保守党党部的攻击。有许多在一年以后成为我们的热烈的拥护者的人大肆活动，积极反对我们。在我的选区——埃平区内，情势的发展竟使我必须作出明白的表示，声明如果本地的党部通过对我进行弹劾的决议，我就得立即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的竞选。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战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围一群坚决的人，却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争；他们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党部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使我在这晦暗的时刻，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一个黯淡的冬季。
到11月，我们又进行一次关于国防问题的辩论。我发表了长篇演说。
库珀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11月19日
听说因为我在上星期四的演说中提及你而使你很不高兴，至感遗憾。不知你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过是说，首相提起1914年的往事时，他的意思是要说明在军事动员之后，不管怎样检查总可以发现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所以我认为你对他的指责，恐怕他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我本来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你，但我只是认为，在辩论中引用别人过去说过的话作为自己发言的根据，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星期四那天，我的处境并不怎么简单。你那篇使我大为欣赏和钦佩的伟大的猛烈攻击的演说，是对政府三年以来的政绩的攻击。
在这三年的时期里，除了最后六个星期之外我始终是政府中的一员。因此，你很难希望我会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以致投票赞同。不过，不管你觉得受到我冒犯是否有充足的根据，我对于冒犯了你这一件事，总是感到很抱歉的，请你多多原谅。
因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你的忠告，对我都是非常宝贵的。
丘吉尔先生致库珀先生 1938年11月22日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非常感谢。我们这一小群朋友，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互相指责，实在是个大错误。唯一的原则是尽可能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伤害——不要让渔翁得利。你擅于词令，应该很容易说明你的立场，无须表明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我是恪守这一条规则的。你的发言固然无可非议，但你离开正题来答复我，这就使我的一些朋友不免怀疑你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用意，例如，是不是有意尽量把我从反对政府的其他保守党人中孤立起来。我自己并没有这样想。你的委婉的来信，使我完全释然。我们人数那么少，我们的政敌又那么多，目标又那么重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彼此削弱。
我认为我所听到的你的演说的有些部分，尤其是你列举了最近三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灾难，确实讲得十分出色。我真不知道你不用讲稿怎么就能讲得那么全无遗漏。
我对这次辩论，感到非常遗憾。张伯伦现在已毫无牵挂，安然无事。慕尼黑已成过去；防务不足的情况，已被置诸脑后。直到现在，在国防军备上还未见作出认真的努力。以可怕的代价换来的喘息时间，也将白白浪费掉。我为这些国事而担忧，使我在你提出同我一道吃晚饭时，我的态度显得很没有礼貌，那时我并不知道你发言开头一段究竟说了些什么。
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信赖你的真诚的朋友。
11月1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哈查博士当选补上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总统的空缺。一个新政府在布拉格就职。
这个茕茕无依的政府的外交部长说：“欧洲和世界的一般情况，使我们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期。”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想法。德国在11月初把抢来的赃物进行正式的分摊。波兰心安理得地占领了特申。曾被德国用来作棋盘上的卒子的斯洛伐克人，获得了朝不保夕的自治。匈牙利以斯洛伐克为牺牲，也分得一块肉。英国下议院提出慕尼黑的这些后果时，张伯伦先生解释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协定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国际保证，只是在这个国家受到无故侵略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并不涉及该国现有疆界。“我们现在所正在做的，”他以超然的态度说，“是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的重行调整作证。我不知道当时划定这些边界的人是否认为一经划定就永远不变。我不大相信他们会是这样想的。
他们也许会想到这些边界难免时常有所调整。把这些人当作非凡的超人，认为他们的眼力可以确定永久性的正确边界，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边界是否应该时常调整，而是调整的方式，是通过谈判和讨论还是通过战争。调整正在进行中，关于匈牙利边界的情形，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接受德意两国的仲裁来最后决定捷匈两国之间的边界线。我想，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但不久以后还有得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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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7日我写道：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首相正在执行的政策是最具有决定性和极其重要的。他对于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以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着坚定的看法。他有他的价值标准；他有他的见解。他相信与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达成妥协就可以使欧洲和不列颠帝国很好地安定下来。没有人反对他的动机。
没有人怀疑他的信心和勇气。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他享有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的权力。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上，或者在我国必须对付的事实和可能的事情上，凡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根本没有权力去阻止他，使他不去利用他所能运用的手段和方法走他所坚信的道路。他愿意承担责任；他有承担责任的权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计划对我们会产生什么结果了。
首相相信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方面不再作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因为他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征服和并吞，已经满足了德国纳粹政府的胃口。他也许希望说服保守党，同意把现归英国所有的托管地，或被认为与托管地情况完全相同的地方，通通归还给德国。他相信让德国收复国土就可以导致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稳定的关系。他还相信，形成这种友好关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削弱我们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以自卫为目的的根本团结；这种团结是我们双方一致同意的，是必须加以保护的。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
他也许不得不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再说，对方在这次困难的谈判中，也许并不抱有激发首相的那种好意和信义。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我们被迫要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而且也许还不够哩。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最多也只能拖延几个月。·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首·相·对·希·特·勒·先·生·和·德·国·纳·粹·党·的·看·法·究·竟·对·不·对。·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绥·靖·政·策·是·否·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
在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加强我们的抵抗力量和国防力量，以防万一首相不幸而错了或受骗上当时，我们还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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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我们时代的和平”作何感想，张伯伦先生总认为必须把意大利和德国拆开来。他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他充满希望地相信，他已获得了希特勒的友谊；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还必须争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作为代价高昂的同德国和解的平衡砝码。在他同意大利独裁者重温旧好的过程中，他必须拉着法国和他一起干。大家来一个普天同爱。我们在下一章里，将研究这个建议结果。
11月底，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巴黎。法国政府对首相访问罗马的建议虽表同意，但并不热烈。然而，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却高兴地知道法国正准备搞个声明，仿效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签字的关于英德未来关系的英国声明的榜样。1938年11月27日，在博内先生发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中，叙述法国政府的这个意思。信中说：“昨天在巴黎进行讨论时，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们认为在性质上与英德声明相同的那个声明，明白表示满意，这个声明对国际缓和工作将是一个直接的贡献。”①为了进行这种讨论，里宾特洛甫带着沙赫特博士到巴黎。德国人不仅希望发表一个友好的一般性的声明，而且还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