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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泽罗斯先生感到自己进退两难。由于雅典的在主教和政界人士宣称给他支持，楚泽罗斯已获得和他同僚们进行合作的良好基础，但此种协议是以他能劝诱国王批准一项任命大主教为摄政的立宪法案作为基础的。现在几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楚泽罗斯先生还没得到国王的最后答复，而听到的只是国王表示反对的初步意见。他没有对他的同僚们透露这个消息，以免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不是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在军队中进行煽动的话，这种局面本来还可以维持下去。”
这天傍晚，楚泽罗斯先生辞职，并推荐在他内阁中担任海军大臣的韦尼泽洛斯先生继任。4月4日，希腊军队发生了骚乱；其中包括我希望能参加意大利战役的第一旅。5日，在开罗的希腊宪兵司令部被一百名叛军占领；英国军队和埃及警察不得不包围叛军，并顺利地用卡车把他们载往隔离营。在亚历山大港，希腊海员工会的一个领袖伙同三十名追随者，在其寓所周围架起防栅，抗拒警察。希腊王家海军的五艘军舰宣布拥护共和国，要求现政府的各部大臣辞职。希腊政府所有大臣们都向国王提出了辞呈，但同意在获准以前，仍然留任。
※ ※ ※
这时，因为艾登先生不在伦敦，由我主持外交部，因此我便直接处理一切外交事宜。我向地中海最高盟军司令官发出下列电文：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并抄送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4月5日
我们曾同意将一个希腊旅从埃及调往意大利参加盟军的进攻，必要时可不带战车装备，这事距今已有三个多月了。据说只有一个连队已到意大利，其余部队将在月内开到。调动这么少的军队，何以会如此迟缓、困难？他们在埃及容易受到当地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分子的毒化。魔鬼总要找些坏事让游手好闲的人们去干的。现在请从速将他们运出埃及，在意大利北部的某个适当的城市里集中。我觉得这个小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应拖延如此之久。
4月7日，我也电告楚泽罗斯先生，内容如下：
获悉你已辞职，十分震惊，此事看来将使希腊在民族存亡的危险关头彷徨无主。刚才会见国王，据称尚未接受你的辞呈。他下周将去亚历山大港。你肯定会在那里等着他的。
希腊海陆军中的情况现在更恶化了，韦尼泽洛斯宣称他不能接任。楚泽罗斯先生4月7日回电说：“遵照希腊法律的要求和你的愿望，在目前危机获得合法的解决以前，我当留守原职。假如国王要等回到埃及才来解决这个危机，我担心到那时候，也许不会再有解决的机会了。”
4月7日，利珀先生致电外交部：
在此间希腊人士中发生的事件不下于一次革命。临时性的希腊流亡政府由于其流亡性质所带来的弱点，已深受损害。
它在这种情况下正设法应付局势。它已遭到完全的失败，而在未获得远在外地的国王的批准之前，又不能进行合法的改革，这就更使它困难重重。……
然而，我国大使却希望这种局面可以在国王不在场时在开罗获得解决。“希腊国王目前回到此间，必然会引起新的纠纷。楚泽罗斯和他的全体同僚都坚决表示这种见解。国王会发觉自己陷于孤立地位，不能有所作为，而对我们来说，又会造成一种严重的尴尬局面。”他要求外交部极力设法阻止他回国。“在我们此时此地所处的情况下，我请求你们接受当地人士的劝告。此间人士对我的意见都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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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希腊国王在伦敦同我共进午餐。我把大使来电交给他看，未加评语。他说要立时赶往开罗。我认为他的意见是十分恰当的。
首相致利珀先生 1944年4月7日
我同国王已讨论了这种局势。他决定返回开罗，预定星期日晚间乘飞机离此；尽管你的来电（我已给国王看过）那样主张，我却认为他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倘若开罗发生的事件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是希腊的一次革命，则我不能劝他置身事外，容许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对当地所有希腊政客和煽动者，应同时给予警告：
我们将不惜采取充分的治安措施，来防止可能危害埃及的法律和秩序、以及希腊国王与政府的地位和权力的煽动行为和示威游行。……你应通知楚泽罗斯先生，我希望他留任到目前危机获得合法解决的时候。……
这是一个机会，让你表现英国外交人员具备的那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特点。
次日，我又发出一电：
首相致利珀先生 1944年4月8日
如果天气正常，希腊国王将于星期日夜间启程。在此期间，楚泽罗斯先生的责任是坚守他的职务。倘若他能使索福克莱斯·韦尼泽洛斯先生同他一起留任，当然更好。希腊国王到达以后，英国保安部门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可能需要几天时间作出决定，切勿对他催促。我正要求军事指挥官们尽速地把希腊旅调往意大利。他们当然会肃清捣乱分子。
希望舰队司令长官也采用同样方式来维持他所指挥的所有舰只的纪律，但倘非必要，切勿使用武力。
对于你本人说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应坚持我所指示的方针，不必顾虑后果。你谈到在火山口上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你到底希望到什么其他的地方去生活呢？可是，请你注意，要很切实地遵守我给你的下列指示，即：首先，武装部队必须保持秩序和纪律；第二，必须保证希腊国王的人身安全；第三，要极力劝导楚泽罗斯留职，直至国王回来并有时间观察周围局势的时候为止；第四，设法使韦尼泽洛斯同楚泽罗斯一起留任；第五，采用虔诚的、合适的方式来庆祝复活节。
4月8日，一艘希腊驱逐舰抗拒出海命令，除非一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在内的政府能够成立才愿出海。哗变的希腊旅在它们的兵营周围建立了防守阵地，在人数很少的希腊空军部队中预料也会发生骚动。我不得不放弃把希腊旅调往意大利的希望。后来，我致电在埃及指挥驻军的佩吉特将军：
首相致佩吉特将军 1944年4月8日
对于一个胁迫长官、实行哗变的旅当然应该加以包围，并采用停止一切供应的措施，迫使它投降。你为什么不停止水的供应？这样不是会更快地达到预期的效果吗？显然应解除这些军队的武装。我同意，我们势必放弃将它们调到意大利的希望。请将各种缴械计划不断向我详细报来。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对它负有最后责任的外国军队中进行政治革命。无论如何，应该使用大批英军进行威慑，以便尽量减少流血事件。
我又向利珀先生详细说明我们的政策，供他在与希腊人士周旋时使用。
首相致利珀先生 1944年4月9日
我们同以希腊国王为首的、合法组成的希腊政府已明确地建立了关系。希腊国王是英国的同盟者，我们没有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流亡的无名之辈一时高涨的欲望而将他抛弃。同时，希腊也不能通过各个游击部队，体现出宪政精神，这些游击部队在很多情况下，和土匪并无区别，它们伪装成国家的救星，却鱼肉乡民。如果必要，我当公开斥责这些分子及其倾向，以便强调大不列颠对于希腊的热爱。希腊的苦难，我们过去分担得很少，可惜当时我们没有现在这样的武装配备。我们唯一希望和关怀的，是看到希腊成为地中海东部一个光荣、自由的国家，成为战胜国所尊敬的朋友和同盟者。因此，让我们大家都为这目标而努力，并且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忽视任何不轨的行为。
我一直在极力筹划将希腊旅调往意大利。它们到了意大利，仍旧可能参加预料在今夏实现的攻占罗马的战役。这个旅是希腊第一旅，它代表了过去曾击退意大利侵略者，而只是在德国匪帮进行恶毒而残酷的干涉后才打了败仗的那个希腊军，它在过去曾有幸提高希腊在世界上的声誉，今后仍有机会这样做。可悲的是，他们竟会用这种机会来表现不光荣的、甚至卑鄙的无纪律行动，而这种行动会被大部分人看成是由于他们无耻地惧怕被调往前线作战。
同样，拥有无数英勇水兵并且在维护祖国荣誉中发挥杰出作用的希腊海军，也不应突然企图干涉政治，并竟敢强使希腊人民接受一种宪法。我相信，倘若能迅速实现勇敢的领导，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作为后盾，就能使这两种军队重新对民族的荣誉和责任具有充分的认识。
我一直在计划使希腊在战胜国的各种国际委员会中重新获得显著的地位。试想我们尽了多么大的力量，才把希腊人士容纳到意大利咨询委员会中，并力图运送一个希腊旅去参加在意大利即将获得胜利的战争。希腊人在埃及由于得到我们的保护，才安然无恙，他们由我们供给船舰和武器装备，或是在英国中东总司令的军事统率下才获得安全；如果这样的希腊人竟容许国内的争执，妨碍他们对于他们所继承的祖国履行庄严的职责，那么他们将使自己在世界历史上沦于卑贱可耻的地位。由于自私或意气用事，他们会很容易地使希腊堕落到在国内外都黯然无光的地位，而他们自己的名声也将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希腊国王是他的人民的公仆。他并不要求统治人民。一旦情况恢复正常，他将服从人民的公决。他本人及其王室完全听凭希腊全国人民安排。德国侵略者一旦被驱逐出境，希腊究竟会成为一个共和国或君主国，将完全依照人民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希腊人不能对于共同的敌人保持着他们的仇恨呢？这个敌人已使他们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假如没有伟大盟国的坚决努力，作为一个自由民族的希腊人民已经被敌人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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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吉特将军现在向我报告，希腊第一旅已背叛它的长官，并且拒绝遵照他的特别命令进行缴械，他建议采取直接行动来执行这种命令。4月9日，我电告他说：“这些小规模的事件正在迅速发展，我完全同意你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如果能不造成流血事件而使该旅就范，那就是你的成功。但是必须使它就范。你可望得到我的支持。”
希腊旅现在被拥有优势兵力的英军包围着。前者人数是四千五百人，有五十多门炮，全都部署在抗拒我们进攻的防御阵地上。4月12日，我对利珀先生和所有其他有关人员再发出指示：“关于政治问题，根本谈不上与叛乱分子谈判条件。
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回到他们的岗位。他们必须无条件地缴械。
千万不可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即不惩办主谋者。……至于宽大处理的问题，将由国王决定。在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以前，应让我了解这方面的具体措施。”
我又指示：
首相致利珀先生及全体主要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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