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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们的谈话中，据我了解，我将成为你的僚属，而且你对我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这个紧张骚动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虽然，在我看来，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你对我说“大局已经决定”时所表示的思想已经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为了应付这种非常重要的欧洲局势，方法的变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你在中午辩论开始以前，让我知道不论为公还是为私，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
在我看来，如果工党态度疏远，而且据我所知，自由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很难组成一个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战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努力，以争取自由党参加，而且对于你曾和我讨论过的战时内阁的组织与范围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议会里有一种观感，即认为我们决心的显然削弱，已经使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损害。我并不低估你应付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但是我深信我们现在将要自作决定，从而给我们的法国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地组成最强大、最完整的联合政府。因此，我请你在我们再进行一次谈话以前，不要宣布战时内阁成员的名单。
正如我昨天早晨写给你信中所说的，我完全听候驱使，并衷心希望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
后来我了解，英国的最后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时30分递交德国，接着在9月3日上午9时，又递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最后通牒。9月3日早晨的广播，宣布首相将在11时15分发表广播演说。因为这时看来，英国和法国肯定会立刻宣战，我便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对于我们一生中以及历史上的这个庄严伟大的时刻来说，是很得体的。
首相的广播演说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他的话刚说完，我们耳边突然听到了一阵陌生的、持久的、凄厉的声响，这种声响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了。我的妻子跑进房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危急而显得神情紧张，但她对于德国人敏捷而又准确的行动，却给予好评。我们俩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顶，看一看外面发生的情况。在我们周围，在晴朗凉爽的9月的阳光下，四面八方的伦敦的屋顶和尖塔，历历在望。
在这些屋顶和尖塔上面，已经有三十或四十个圆柱形的气球冉冉上升。我们对于政府这种显然有所准备的迹象，表示满意。我们预料应该有一刻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将要结束时，我们便带了一瓶白兰地酒和其他适用的药品，配备齐全地走到指定给我们的防空洞去。
我们的掩护所，就在顺着大街走过去约有一百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个敞开的地下室，外边甚至没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内。每个人都抱着高兴而又诙谐的态度。这是英国人面临凶吉未卜的前途时所表现的本色。当我站在门口凝视着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拥挤的地下室时，在我的想象中呈现出了这种景象：毁灭与屠杀的场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声；高楼大厦坍塌成为瓦砾土堆；消防队和救护车在隆隆的敌机声下，在浓烟中穿梭往来。我们不是早已听说空袭将是如何的可怕么？空军部当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夸张了空袭的威力。和平主义者曾经设法利用公众的这种恐惧心理，而我们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积极准备，建立一支优势的空军，虽然不承认那种最可怕的预测，但也赞成将它作为对当局的一个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战事初起的几天内，曾预备了两万五千张病床，以供空袭中受伤者应用。至少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估计过低的情况。现在应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情形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以后，凄厉声又响起来了。我自己不敢断定这次是否是重复一次警报，但有一个人一路奔来，高声喊道“警报解除了”。我们于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们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时开会，不慌不忙地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并作了简短而庄严的祈祷。在议会里，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辩论结束后，立即到他的房间去。经过最近几天极度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当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倾听议员们演说时，一种特别强烈的宁静感紧紧地攫住了我。我觉得内心安详，并体会到一种凌驾于人间事务与个人问题之上的超然感。英国虽然爱好和平和缺乏准备，但在国家荣誉的召唤下，瞬刻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旧时英国的这种光荣传统，使我整个身心异常激动，而且似乎把我们的命运，提升到一个远离尘世现实和肉体感受的境界。
我发言时，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心情转达给下院，结果得到了良好的反应。
张伯伦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考虑了我的信；他说自由党拒绝参加政府；他准备让负有行政职务的海陆空三个部的大臣参加战时内阁，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关于平均年龄的见解，并且可以将平均年龄减低到六十岁以下。他说，这样就可以使他邀请我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担任阁员。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虽然我从来没有提出这点，但我当然愿意主管确定的任务，而不愿高高在上，出谋划策，督促别人工作。一个部长，不论势力多大，如果不主管专部，结果往往如此，颁发训令要比提出建议容易，而有权采取行动，即便范围有限，也比有权参加泛泛的讨论更为适宜。如果一开始首相就要我在参加战时内阁与主管海军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我当然一定会选择海军部。而现在我却二者兼有了。
关于我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正式由国王授职，张伯伦先生只字未提。实际上，直到5日我才就职如仪。但战争初起的这段时间，对于海军也许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我通知海军部，告诉他们我立即就任，准备在六时到部视事。海军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舰队发出信号：“温斯顿回来了。”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遗憾中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费希尔勋爵的辞职，我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事实证明关于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计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①
①1915年丘吉尔主张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进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国。这次战役持续八个月，英法军队死伤惨重，最后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费希尔第一海务大臣引咎辞职，不久，丘吉尔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职务。——译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张旧椅子上，在我背后几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个木制的地图箱，箱内仍存有北海的地图，当时为了便于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标起见，我曾命令海军情报局，每天在地图上注明德国公海舰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自从1911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了，然而，我们却仍然面临着在同一个德国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胁。我们再一次为了捍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弱国的权利，而奋起作战。我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和荣誉，奋起反抗日耳曼这个勇敢的、有纪律的却又残酷的民族的一切疯狂暴力。我们需要再一次战斗！既然如此，就战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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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第一海务大臣来看我。我在以前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就与达德利·庞德相识，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费希尔勋爵的亲信参谋军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时，他曾任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当时我在议会中对于地中海舰队的部署，作过激烈的抨击。现在我们以同僚的身份相见，而庞大的海军部整个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运行，这就要依靠我们能否保持亲密关系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见解了。我们彼此用一种怀疑的、但却友好的眼光看待对方。但从最初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便逐渐增长和成熟起来。我对庞德海军上将在业务上的专长和个人的伟大品质，给予适当的估价并加以尊重。在变幻无常、胜负莫测的战争中，我们一同受过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成为更加忠实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后，正当对意大利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时，他竟与世长辞，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军和全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接见海军部各海务大臣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从4日早晨起，我着手处理海军事务。正如1914年一样，在总动员以前，海军已经采取了预防突然袭击的戒备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后备军官与士兵，被征服役。后备舰队，已经人员齐全，从事演习，在8月9日曾由国王检阅过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级的后备人员，也被征入伍。24日议会通过了《国防紧急授权法案》，同时下令舰队开往战时据点；事实上，我们的海军主力在斯卡帕湾已有几个星期了。在舰队奉命实行总动员以后，海军部的作战计划逐步顺利展开；当时虽有某种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舰和反潜艇的舰只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样，在面临挑战时，舰队完全能够承担当前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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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了解，我对海军部和皇家海军，有很丰富的知识。从1911到1915这四年期间，在最初局势严重的十个月内，我负责准备舰队的作战事宜，并主持海军部的工作。这四年时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我对舰队以及海上作战，积累了大量详细的资料，并且获得许多的教训。在以后的时期内，我曾对海军问题有过许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这些问题发言。我和海军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触，在这些年中，虽然我是他们的主要批评者，但我暗中参与他们的许多机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工作过四年，因而使我了解关于雷达的最新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已对海军事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前面已经提过，1938年6月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曾亲自陪我参观波特兰港的反潜艇学校，以及乘驱逐舰开到海上，参加用“潜艇探测器”侦察潜艇活动的演习。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担任海军部军需署长的已故亨德森海军上将有亲密的友谊，而且当时的海军大臣鼓励我和查特菲尔德勋爵讨论新战舰与巡洋舰的设计，因此，使我对于海军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个全盘的了解。此外，根据已经发表的记载，我对于我国舰队实际的和潜在的实力、组织和结构，以及关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海军的类似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开演说，为了要收到批评和刺激的效果，当然不免着重指出我国海军的弱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