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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我还说：
显然，关于俄国人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搞共产主义阴谋活动，我们正接近于同他们进行摊牌。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日益难以对付。
5月18日，苏联驻伦敦大使到外交部商谈艾登先生所提出的一项一般性的建议，即在战时情况下罗马尼亚的事暂以苏联为主负责处理，希腊的事则留给我们负责处理。俄国准备采纳这项建议，但想了解我们是否已与美国磋商过。如果磋商过了，他们就同意采纳。我在这次会谈记录上批示：“我愿就此事电告总统。他大概会表示同意的，特别是由于我们一定会跟他保持密切联系。”
我于是在5月31日向罗斯福先生发出一封私人电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5月31日
最近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在对待巴尔干各国，特别是在希腊的问题上，我们与俄国人的方针可能会有分歧。为此，我们曾向这里的苏联大使建议，作为实际问题，我们彼此应达成协议：即处理罗马尼亚问题以苏联政府为主，处理希腊问题以我们为主，各自的政府应在这两个国家里互相支持。这样的安排将是当前军事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罗马尼亚处在俄国军队管辖范围之内，而希腊则处在威尔逊将军统率的地中海盟军管辖范围之内。
2．5月18日，苏联驻这里的大使告诉艾登说：苏联政府同意此项建议，但在对此事作出最后保证之前，拟了解我们是否已与美国政府磋商过，以及后者对此项协议是否同意。
3．我希望这项建议能得到你的赞许。当然，我们并非想把巴尔干半岛各国划分为各个势力范围。在同意上述安排的同时，我们必须申明：这样的安排只适用于战时情况；不影响三大国的任何一方在整个欧洲问题和平解决时及尔后，行使其权利和承担责任。当前美英双方共同制定和执行盟国对上述各国的政策，这种合作关系当然也不因上述安排而有所改变。无论如何，我自认为当前提出的安排是一项有利的措施，可避免我方与苏方在对待巴尔干半岛各国问题的政策方针上产生任何分歧。
4．与此同时，我们已指示哈利法克斯按照上述方针向国务院提出此事。
国务院最初的反应是冷淡的。赫尔先生对于“可能使人感到有包含划分势力范围的意图或接受这种意图”的任何建议都非常神经过敏。
6月8日，我给在华盛顿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去电如下：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华盛顿） 1944年6月8日
并不存在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我们都应当一起行动，但是总得有人出面打牌。由俄国人与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打交道，因为苏军正在冲击着他们。希腊人则由我们来打交道，因为他们是在指定归我们负责的战区里面；他们是我们的老盟友；为了他们，1941年我们牺牲了四万人；看来这样安排是合理的。我有理由相信，总统完全同意我对希腊所采取的方针。对南斯拉夫也是如此。我经常把情况通知他；但总的说来，我们英王陛下政府正在出面打牌，并且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俄国人协调一致来打。对任何国家来说，最为不幸的莫过于在这样的时刻受三方或四方通过电报往来作出的决定所支配。在这个时候好容易在一个问题上得到了解决，另外三个问题却又出了岔子了。更何况这些国家局势瞬息万变。
2．另一方面，在南美，只要不是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牛、羊肉问题，我们总是尽量效法美国行事。由于我们拿到的牛、羊肉很少，我们自然就要产生很大的意见了。
6月11日罗斯福先生复电说：
……简言之，我们承认，在任何一个特定地区内承担军事责任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要随着军事进展的需要而作出决定；但我们相信，这一类决定的自然倾向是要扩展到非军事领域中去，而如所建议的那种类型的协议，又将加强这种倾向。在我们看来，这必将导致你们和苏联各自坚持不同意见，并在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尽管你们宣称这种安排仅局限于军事问题上。
我们认为，更为可取的做法应该是致力于建立协商机构，借以消除误解，并阻止发展成为排他性的的势力范围的倾向。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11日
来电收悉，甚感不安。如果在采取每一行动前，每一方均须与其他各方协商，那么行动势必陷于瘫痪。巴尔干这些地区事态的发展，往往超越形势变化。必须有人拥有进行部署和采取行动之权。协商委员会无异是一块绊脚石；遇到紧急情况，总归还是要撇开这个机构，而由你我双方或由你我当中一方与斯大林直接交换意见。
2．现在回顾一下复活节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吧。我们有能力完全按你的意见对付希腊兵变。这是因为我能够对军事将领不断发出命令，这些军官起初是主张和解的，特别是不使用武力，甚至不以武力进行威胁，死亡极少，希腊局势已大为好转；如果我们坚决的态度保持不变，局势还可以从混乱与祸害中挽救过来。俄国人拟同意以我们为主处理希腊问题，这意味着民族解放阵线及其种种不轨图谋均可为希腊国民军所控制。否则，在你所极为关注的国土上，内战与毁灭在所难免。过去我经常告知你有关事态发展的情况，今后也将经常告知你。你会不断接到我的去电。我认为，在这方面您是可以相信我的。
3．如果面对上述种种困难，我们事事非得同别的一些大国磋商不可，从而开始一套三方或四方之间的电报往来，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混乱或无能为力。
4．鉴于俄国大军即将开进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要是发挥作用（他们完全有可能这样做），俄国人还将帮助他们从匈牙利手中夺回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考虑到这一切，在我看来，承认苏联在该国的领导地位似乎是可取的；因为想到你我在那边均无一兵一卒，他们尽可以为所欲为。况且，我认为除要求赔偿外，俄国人提出的条件是合理的，甚至是宽大的。罗军在对俄战争中打得很猛，使苏军损失颇重。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任何问题同俄国人进行对话，我看都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既然他们已经在干了，就让他们按议定的方针干下去吧。
5．我们在希腊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我们是希腊的老盟友。
我们曾因力图保卫希腊、抗击希特勒，而付出四万人伤亡的代价，这还不包括克里特岛的损失在内。希腊国王和政府都置身于我们的保护之下。目前他们在埃及居留，很可能会迁往黎巴嫩，因为那里的气氛比开罗好。我们不仅如上所述，在帮助希腊时牺牲了四万人，而且还损失了大量船舰；此外，为了帮助希腊，我们削弱了昔兰尼加的防务，致使韦维尔已经在昔兰尼加占领的地区，统统丧失了。这一切在当时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在最近发生的一次危机中，你给我的来电起了奇迹般的作用。我们步调完全一致，结果十分令人满意。为什么我们之间这条卓有成效的指挥渠道要中断，而代之以由一批庸庸碌碌的官吏组成的委员会呢？——这种机构我们在世界各地搞得还嫌少吗？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相同的见解，为什么不能由我们共同掌握这一局势呢？
6．概括起来，我建议我们应对此取得一致意见，即我5月31日电报中提出的安排可试行三个月，期满后由三大国再行审议。
6月13日总统表示同意这项建议，但作了补充：“我们必须谨慎申明，我们不是在建立任何战后势力范围。”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第二天作了答复：
来电收悉，深表谢意。我已通知外交大臣转告莫洛托夫，并申明：规定三个月试行期限的理由，是为了使我们不要预断建立战后势力范围的问题。
当天下午，我向战时内阁汇报了当时局势，取得了一致意见，即按照试行期三个月为条件，外交大臣应通知苏联政府，我们同意进行总责任划分。以上是6月19日所做的事。
但总统对我们的做法感到不快。他在给我的令人难受的来电中说：“此事你们的人只是在与俄国人磋商过后才向我们提出，我们对此感到不安。”于是我又在6月23日就总统的指责作了答复，扼要阐明我从伦敦所看到的局势：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23日
在罗马尼亚，俄国人是唯一能够为所欲为的大国。我认为你和我一致同意，除了赔偿条件外，以合理休战条款为基础，他们应就该国发生的事件尽量作出一致的指示。事实上，我们三人在开罗处理最近罗马尼亚提出的试探性和平建议时，是紧密合作的。另一方面，1941年我们援助希腊时，折兵四万，徒劳无功，从此希腊成了一个包袱，几乎完全压在我们身上。同样，虽然你让我们在土耳其出面打牌，但我们在政策问题上，总是事先先同你商议；我认为我们彼此对应执行的方针一直是没有分歧的。按照外交上流行的做法，即采取向左滑的总方针，我完全可以轻易地听任事态自流，那时希腊国王就很可能被迫退位，民族解放阵线就会在希腊实行恐怖统治，迫使村民和其他许多阶层的人们在德国人的支持下组织保安营，以免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我能够防止发生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说服俄国人别再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并竭尽他们的全力抬高它的身价。因此我向俄国人提出了一项暂时的工作安排以便更好地进行这场战争。当然，这只不过是一项建议，还须征得你的同意。
2．我不能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过错。处在世界上三个不同地区的三个人，如果其中一个人要向其他任何一个人提出建议时，都非得在同一时间内通知第三者不可，则三者之间是不可能进行有效合作的。最近的一个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你完全正当地把与波兰人会谈的详细情况告知约大叔，而我则至今未从你处获悉任何有关情况。但我对此毫无抱怨，因为我明白，我们的工作都为了一个总的主题和目的。对于我在处理希腊问题时的做法，希望你也会持同样的态度。
3．我还采取步骤，力图使铁托的部队同塞尔维亚的部队联合起来，同所有忠于我们两国都承认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部队联合起来。每个阶段，我们都让你了解我们是如何背这个沉重包袱的，目前这个包袱主要压在我们身上。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一个最省事的做法，即把国王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掷给恶狼啃噬，任凭南斯拉夫爆发内战，使德国人为之称快不置。在处理这两个国家的事情时，我总是竭力稳住局面，以便集中全力对付共同的敌人。我经常不断地把情况通知你，并希望在我们有主动权采取行动的范围内，能得到你的信赖和帮助。
总统6月27日的答复解决了这场朋友的争论。他说：
“看来我们双方似乎都曾经出于无意在某个方面单独采取行动，而我们现在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时权宜之计。对一切足以影响盟军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