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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有极充足的理由，否则我们插手进去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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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10日最后一次的晚餐会时，轮到我们作主席。在斯大林预定到达的几小时以前，有一个班的俄国兵来到沃隆佐夫别墅。他们把要举行宴会的各会客室两边的门都锁上了。
警卫站了岗，任何人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到处搜查，——桌子底下，墙壁背后都搜查到了。我的随员不得不走出这所房屋，以便从他们的办公室到他自己的寓所里去。一切停当之后，元帅到来，态度极为热诚，过了一会儿，总统也来了。
在约索波夫宫的宴会上，斯大林曾举杯祝英王健康，他这种做法虽然意在表示友好和尊敬，对我却不合意。他说他一般总是反对君王的，他是在人民的一边，而不是在君王的一边，但是在这次战争里，他懂得了应尊重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是尊敬他们的君王的，所以他要祝英王健康。对于这样的祝酒我是不满意的，因此我请莫洛托夫说明，以后逢到这种场合，斯大林只要祝“三国元首”健康，他就可以避免尴尬了。我在得到了同意之后，就实行我的新规矩：
我祝英王陛下，美国总统，苏联加里宁主席，三国的三位元首健康。
总统似乎已很疲倦，他回答说：“首相的祝颂引起了我许多的回忆。1933年我的妻子参观了我国的一个学校。在一个教室里她看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大块空白。她问空白的一块是什么，有人告诉她，他们是不许提到这块地方的，——那就是苏联。这件偶然的事，也是我们为什么写信给加里宁主席要他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来商谈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之一。那是我们承认俄国的经过。”
现在来祝斯大林元帅的健康是我的任务了。我说：
我已经有好几次这样地祝酒了，这一次我比以前会见时更大的热情来举杯，这不是因为他已得到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俄国军队的伟大胜利和光荣使他变得比在我们所经历过来的艰难时期中更为亲善。我觉得，不管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分歧，但他在不列颠有一个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前途光明，繁荣和幸福。我愿意尽力相助，我确信总统一定也是如此。有一个时候元帅对我们不是那么亲善，我也记得我曾说了一些关于他的粗鲁的话，但是我们共同的患难和共同的忠诚已经把这一切一扫而空了。战争之火已经把过去的误会烧得一干二净。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我们信得过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继续对我们抱此同感。我祈祷上苍，愿他长寿，亲眼看到他所爱的俄罗斯不但在战争中是光荣的，而且在和平中是幸福的。
斯大林致答辞的时候，兴致极好，我感觉到他认为“国家的元首”的说法对于我们的三国会议极为合适。他的原话我没有记录。我们连同译员一共不到十二个人，正式礼节性讲话之后，我们就三三两两地谈起话来。我提到在打败希特勒之后，联合王国将举行一次大选。斯大林认为我的地位是稳固的，“由于人民会了解他们需要一个领袖，而谁能比赢得胜利的人当更好的领袖？”我解释道，在不列颠我们有两个政党，而我只属于其中之一。斯大林深深坚信地说道，“一个政党要好得多。”接着我为了他殷勤招待最近访问俄国的英国议会代表团而向他致谢。斯大林说，殷勤招待是他的本分，他喜欢像洛瓦特勋爵那样的年轻战士。近来他在生活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兴趣，对军事的兴趣；实际上，这已几乎变成他唯一的兴趣了。
这样引起了总统谈到英国的宪法。他说我经常谈到什么是宪法所许可的，什么是宪法所不许可的，但是实际上英国没有宪法。尽管如此，一个不成文的宪法，要比一个成文的宪法好。正像大西洋宪章一样，并没有文件，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它。在他的文件中，他曾经找到一份抄件有他本人和我的签名，但是说来奇怪，两个签名都是他自己的笔迹。我回答道大西洋宪章不是一种法律，而是一颗明星。
我们继续谈下去，斯大林谈到他所称为“德皇时代的德国的盲目纪律性”，并且详细讲述了他年轻时在莱比锡遇到一件事。他是同二百个德国共产党员来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他们的火车准时到站，但是车站没有职员收票，于是所有的德国共产党员规规矩矩地等了两个钟点才离开月台。这样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参加他们远道而来出席的会议。
那天晚上就这样轻松愉快地过去了。元帅离开的时候，许多英国代表团员聚集在别墅的客厅里，我号召“为斯大林元帅欢呼三声”，他们热烈地欢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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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雅尔塔时还有一次，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罗斯福先生举行一次午餐会，他说他和我常在密电中称斯大林为“约大叔”。我本建议他私下告诉他，但是他却用诙谐的口吻讲给了在座的人听。这引起了一时的难堪。斯大林生气了。他愤怒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席？”贝尔纳斯先生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才把局面挽救过来。他说，“谈到山姆大叔，你毕竟是不介意的，那么约大叔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一说，元帅平静下来了，莫洛托夫后来告诉我说他懂得这是开玩笑。
他已经知道国外有很多人叫他“约大叔”，他也体会到这个名称是以友好的口吻叫出来的，表示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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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星期日，2月11日，是我们访问克里米亚的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在这些会议上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波兰公报用笼统的措词定下了一个政策，如果能忠诚地加以贯彻，当然可以发生效用，以等待总的和约。关于远东的协定，就是总统及其顾问为了使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而同他们订立的那个协定，是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该协定以后在美国成为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总统急于要回去，归途中还要访问埃及，他在那里要跟各方面的实权人物讨论中东的事务。斯大林和我跟他在利瓦吉亚宫中以前沙皇的弹子房共进午餐。用膳时，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文件上和正式的公报上签了名。现在一切都看贯彻执行的精神如何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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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萨拉和我驱车前往塞瓦斯托波尔，“佛兰哥尼亚”号邮船停泊在那里。这只船是取道达达尼尔海峡来的，用作司令舰。即使雅尔塔岸上的设备遭到破坏，它也可以使用。
我们上了船，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艾伦·布鲁克爵士和其他参谋长们。从甲板上望见了实际上已全被德国人破坏的港口，虽然现在又充满了活动，并且夜里废墟上灯光照耀。
我很想看看巴拉克拉瓦战场，因此我请陆军部情报处的皮克准将把战争行动的详细情形查阅一下，准备作我们的响导。2月13日下午，我访问了那个地点。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参谋长们和俄国指挥黑海舰队的海军上将，他奉莫斯科之命，我不论什么时候登岸他都要来招待我。对我们的主人，我们略为感到一些局促不安，并且处理得十分圆通，但是不必顾虑。当皮克指点着那个轻装旅当年曾被调上去防守的那条防线时，那个俄国海军上将也指着几乎相同的方向喊道，“德国坦克车就是从那边来袭击我们的。”过了一会，皮克解释当年俄国人的部署情况，并指着他们的步兵曾经据守的山头，俄国海军上将也接着带着显然自豪的神气插话说：“那里就是一个俄国炮兵中队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地方。”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向他说明，我们是在研究另一个战争，“一个王朝时代的战争而不是人民的战争。”我们的主人对此并没有领会的表示，但是似乎十分满意，所以一切都很愉快地过去了。
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山谷，那个轻装旅就是从那里下来进攻的，我们能够看到苏格兰高地人曾十分英勇地保卫过的那个山脊。看到前面的一片景象，一个人就能领会大约九十年以前拉格兰勋爵①所面临的那种形势。早上我们去探望过他的坟墓，看到俄国人怎样爱护和尊敬这个坟墓，我们大为感动。
①拉格兰勋爵（1788—1855）为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统帅，曾战胜过俄国军队，1855年6月死于塞瓦斯托波尔之役。——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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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很想走海道，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到马耳他，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对雅典作一次闪电式旅行，察看经过最近一场纷乱以后的希腊景况。因此2月14日清早，我们乘汽车去萨基，我们的飞机在那儿等着我们。艾登已经先走了。当我们的车子开过曲折的山路时，我们经过一个峡口，德国人曾经在这里抛弃了几十辆机车。在飞机场上，俄国秘密警察部队的一个漂亮的仪仗队排列在那里。我按照我所习惯的方式检阅了他们，直视他们每个人的眼睛。这样就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他们至少有二百人，但这样做得到了苏联报纸的好评。在我进飞机以前，我发表了告别讲话。
我们飞到雅典，没有发生意外。在斯基罗斯岛上空绕了一圈飞过鲁珀特·布鲁克的坟墓。到了机场，英国大使利珀先生和斯科比将军前来迎接我们。仅仅在七个星期以前，我离开希腊首都的时候，它正被巷战搞得四分五裂。现在我们坐着敞篷车开进去。上次我来时正在圣诞节边，在那有几百个人死亡的街道上，现在却只有一小列穿短裙的希腊兵在拦着一大群热情呼喊想挤过来的人民。那天晚上大概有五万群众聚集在宪法广场上。晚上的灯光照射在这些古雅的景物上，是十分美妙的。我没有时间来准备演讲。我们的保卫人员认为我们必须在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到达。我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的热情的演讲。
祝你们有福了，雅典的和希腊的战士和公民们，这是伟大的日子，这是曙光照耀、黑暗消失的日子。伟大的前途展示在你们国家的前面。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着许多误会和无知，也有对在雅典这里为之展开斗争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报导，但是这些事件现在已经明朗起来了，对于希腊在世界上起过的作用和将来还要起的作用，已经有所了解。
作为一个英国人此刻在这里发表演讲，我对英国军队在反击暴力和叛乱以保卫这个伟大而不朽的城市中能出一份力量，感到极度的自豪。我们两国久已在友好和忠诚关系中一道在艰难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齐步前进。
自由、繁荣和幸福是不列颠联邦和帝国的一切民族所珍惜的。我们已经跟你们联合在一起为希腊的自由作了长期的斗争，还将和你们一同走到黑暗的幽谷的尽头，我们还要和你们一同走到正义与和平的广阔的高地上。
但愿没有一个人对祖国失职，但愿没有一个人背离真理和光荣的大道。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和光辉灿烂的日子里，但愿没有一个人萎靡不振。让希腊民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居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