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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谁投降？德国已经不能再两面作战了。跟苏联议和显然是不可能的。德国的统治者对极权压迫太熟悉了，绝不会从东方把它请进来。那么只有西方的盟国了。他们争论着有没有可能跟英国和美国进行谈判？要是在西线能够达成个休战协定，他们就可以集中兵力抵抗苏军的前进。只有希特勒一人是顽固的。第三帝国完蛋了，他想和它同归于尽。然而他的党羽中有几个人却试图秘密与操英语的盟国接触。所有这些建议当然都被我们拒绝。我们的要求就是全部战线上作无条件投降。同时，我们对战地指挥官向来就授以全权，可以接受跟他们作战的敌军的纯粹军事性的投降。正当我们还在莱茵河作战的时候，一次打算进行这样安排的尝试，引起了俄国人和总统之间的一场严重的交锋，我是支持总统的。
2月间，驻意大利的纳粹党卫军指挥官卡尔·沃尔夫将军通过意大利的中间人介绍跟美国驻瑞士的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当时决定为了查证有关人员的身份证件，便以“纵横字谜”作为联络的代号。3月8日沃尔夫将军亲自来到苏黎世与美国机构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先生会见。杜勒斯当时就直率地告诉沃尔夫，无所谓谈判，如果事情要进行，只有以无条件投降作为基础。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和美、英、苏的政府。3月15日，英美在卡塞塔的参谋长艾雷将军和兰尼兹尔将军乔装来到瑞士，四天之后，也就是3月19日，他们与沃尔夫将军进行了第二次试探性的会见。
我立刻意识到苏联政府会怀疑在南方会举行单独军事性投降，这将使我军的进军少遇抵抗而直抵维也纳及其更远的地方，甚或直指易北河或柏林。再就是，我们在德国周围的各条战线既然是整个盟军作战的一部分，任何一条战线一发生任何事情，俄国人当然要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跟敌人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都应及时通知他们。这条规定我们是审慎地遵守着的。因此3月12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就与德国密使挂钩这件事通知了苏联政府，并且申明未得俄国回复之前不会进行谈判。以前任何阶段从未发生过把任何事情隐瞒俄国人的问题。当时在瑞士的盟国代表甚至想尽办法要把一位俄国军官偷带进去参加会见，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派人的话。但是，为苏联代表出席在伯尔尼的试探性碰头会的安排最终没有成功。因此3月13日便通知俄国人，说明只要这次接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会欢迎他们派代表到亚历山大的司令部里来的。三天之后，莫洛托夫先生通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说，苏联政府认为英国政府“不肯提供方便让苏联派代表前往伯尔尼，这种态度是完全无法解释和不可思议的”。对美国大使也递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
3月21日，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奉命再次通知苏联政府，说明几次会见的唯一目的在于确定德国人是否有权谈判军事投降，并且准备邀请俄国代表前来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
他这样办了。第二天，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份书面答复，其中带有以下这样的词句：
以德军指挥部为一方，以英美指挥部为另一方的双方代表，背着对德作战中首当其冲的苏联，在伯尔尼进行谈判已有两星期之久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当然作了解释，说明苏联对这件事发生了误会，而且这些“谈判”只不过是审查一下沃尔夫将军的资格和权力罢了，然而莫洛托夫的评语却是鲁莽无礼的。他在书面答复中写道：“就这件事情来说，苏联政府认为不是一个误会，而是比误会更坏的事情。”他对美国人也同样严厉地进行了抨击。
面临着这样一种惊人的指责，我觉得保持缄默要比竞相辱骂好些，因此，我于3月24日给艾登先生一份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4日
目前这些谈判已经停止，可能今天在比意大利更为重要的地区重新举行。在那里，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将会纠缠在一起。俄国人可能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恐惧，认为我们在西线搞了一笔买卖，以便把他们远远地阻挡在东线。总的说来，在我们未与华盛顿一起研究之前，最好不必答复〔莫洛托夫〕。
你应该把俄国的来电抄送一份给华盛顿。
※ ※ ※
同时，有必要提醒我们在西线的军事司令官们。因此，我把莫洛托去的侮辱性信件，交给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看，当时我正和他们在一起观看渡过莱茵河的作战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颇为震动，他认为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最不公平最无根据的指责而似乎深为愤慨。他说，作为一个军事司令官，他将在自己的战线上接受任何一个敌军部队的无条件投降，从一个连到整个集团军都可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纯属军事性的问题，他负有全权接受这种投降，无须请示任何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发生了政治性问题，他将立即与各国政府商讨。他耽心如果跟俄国人商量像凯塞林部队的投降这类问题，本来他自己一个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也许就要拖长三四个星期才能解决，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他明确地表示，他将坚持要那些投降军官所属的全体部队放下武器，原地不动，静候给他们进一步的命令，这样就没有可能把他们调出德境去抵抗俄国人。同时他还要通过这些投降部队，尽快地向东线推进。
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应该由他自行决定，各国政府只有在发生什么政治问题时，才去过问。如果由于西线敌军大规模投降，我们因而先于斯大林到达易北河或更远的地区，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地方。乔克·科尔维尔提醒我说，那天晚上我曾经告诉过他，“在我对俄国的意图所抱的怀疑消除之前，我很不愿意考虑德国的分割问题。”
3月25日，我交给艾登先生一份备忘录：
我于再三考虑之后，决定我们对莫洛托夫的无礼信件应该不予置答。我料想你已将该信抄件一份送给国务院，并以不带埋怨的口吻指出，正是他们特别不愿意让俄国人到瑞士来，而让亚历山大在纯粹军事的基础上处理这件事。我相信目前正确的办法就是与美国取得绝对一致，这应该是容易办得到的，同时让莫洛托夫和他的主子去等着吧。
我同意你的看法，旧金山会议的整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派葛罗米柯来代替莫洛托夫是在故意做作给人看。我料想总统对此一定甚为反感。
我们渡过了莱茵河，共同渡过了一个欢乐的日子。明天我们要到对岸的苏格兰第十五师那里去。我认为西线的整个德军阵线趋于分崩离析绝非不可能的事。目前北线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这股锐不可当之势似乎又像往常一样，是从我们所组成的左枢纽而来的。
当天接着写下：
……我们务必询问美国，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态度，他们现在是否同意总统和我打一个电报给斯大林？其次这个电报是否应该像你所说的，包括其他题目，例如，出入波兰的问题，处置我们的俘虏的问题，在伯尔尼问题上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诋毁以及罗马尼亚的问题，等等。
莫洛托夫拒绝到旧金山去，无疑是表示苏联的不满。我们务必向罗斯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去旧金山开会的整个问题已遭到反对，因此，如果要这样一个会议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当前英美两国有必要十分坚定地站在一起来对付违背雅尔塔谅解的行为。
然而，我必须指明我们在坚持反对俄国的意见上不能超过我们能使美国一起行动的范围以外。最能使他们跟我们站在同一立场的事，莫如旧金山会议的任何意图遭到损害。你能否根据上述意见给我拟一份草稿？我收到以后，明天这个时候可以送还给你一份由我个人出面致总统的电报。另外，对俄国的任何来信务必概不作答，即使时间上的耽延对我们不利，也得如此。一旦我们要回敬他们时，我们两国就要一致行动。这些事情在复活节之前还未成熟，不宜付诸辩论。
我们在这里过了极为愉快的一天，我希望它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明天我将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去拜访他。我将莫洛托夫无礼的信件交给蒙哥马利看，因为谈判的地点显然很有可能改在他的战区里。我很了解俄国人的顾虑，他们惟恐我们在西线或南线接受一个军事投降，这样一来我军的前进就会少遭抵抗或不受抵抗地到达易北河，甚至比大熊抢先到达柏林。因此，如果军事谈判发生在这条战线上，而这条战线又不像意大利那样属于次要战线，那么军事局势与政治局势就不可能分割开来。照我看来，应当一开始就让俄国人参加进来，而我们则应当根据我们的职责、我们明显的有利条件和我们的正当权利来行事。他们要求事事都得迁就他们，而他们自己则除了增加军事压力之外什么也不肯帮助人家。就是这个军事压力，也只有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才肯运用。应该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也有自己的观点。按照我的看法，军事方面如果在谈判中发生分歧，就必须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向各自的政府请示。
我的妻子此时为了她的“援俄”基金正准备去苏联访问，但由于俄国人对伯尔尼会谈的怀疑如此之深，因此我甚至考虑延缓她的行期。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5日
紧接我刚发出的一个备忘录。我想克莱美在这种情况下动身是完全可以的。让我听听你的不带成见的看法，是否认为最好推迟几天或几个星期，还是这样做会被视为是一种表示个人的好意。我倾向于让她按原定的计划动身。
其实她还是走了，而且受到了最善意的欢迎。同时我也仔细地注视着谈判的进展，俾使苏联不致遭到不公正的排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30日
我们不是已经告诉过俄国人下列的事吗？即：在瑞士接触的唯一目的，是安排在意大利我们的司令部里开会的事宜；
如果俄国人愿意，可以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共同讨论军事问题；并且任何时候一旦会上涉及政治性问题，那么，整个问题可以向三国政府请示。看来瑞士的对话似乎会超过这个范围，尽管目前事实上还没有超过。我们已经决定对莫洛托夫的无礼来电置之不理。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任何涉及和平谈判的问题上放弃我们作为盟国的责任。
请对此加以考虑，并告知我是否还要给你多送其他任何情报。
※ ※ ※
4月5日我收到了总统与斯大林往来的电文，内容令人吃惊，电文如下：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4月3日
我已收到你关于在伯尔尼举行谈判的问题的来电。你说得非常正确，就是：英美指挥官与德军指挥官在伯尔尼某地或其他地方进行谈判一事“已经造成了一种应该令人遗憾的不安和不信任气氛”。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