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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得多。受苏联支配的波兰政府也已经向前推进，不是到东尼斯河而是到西尼斯河。这个地区里，大部分住的是德国人，虽然已经逃跑了几百万，还有许多留在后面。我们怎样来处置他们？迁移三四百万波兰人已经够麻烦的了。我们是不是还要迁移八百万以上的德国人？这样的迁移即使认为可以完成的话，剩下的德国土地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德国的粮食大部分就是从波兰人夺去的那片土地上得来的。如果这片地不给我们，那么留给西方盟国的只是已经遭到破坏的工业地带和饥饿而膨胀的人口。就欧洲未来的和平来说，这是一个大错，那个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跟这个比较之下，显得渺小了。总有一天德国人会想要回他们的领土，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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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是在7月17日，星期二，下午5时举行的。斯大林提议应该由总统担任主席。我附议。因此杜鲁门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会上提出了若干次要的问题。
杜鲁门先生提议意大利应该加入联合国，又提议英、俄、中、法和美国的外长应该起草各项和平条约和欧洲边界解决办法。我对于这两个建议都有怀疑。我们的海军在地中海虽然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对意大利仍是很友善的，在俄国要求从意大利舰队中取得的十五艘军舰中有十四艘就是由我们给意国的。但是我直率地说，英国人民轻易不会忘掉当法国的抵抗已经濒于崩溃之际，在英联邦最危险的时刻意大利对它宣战；他们也不会忽视意大利在美国参战之前在北非长期与它作战。
斯大林对于邀请中国参加外长会议也同样感到怀疑。为什么要它去讨论一个主要属于欧洲的问题？而且究竟为什么要有这个新机构？我们有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而且我们在雅尔塔约定要有定期的三国外长会议。另设一个机构徒然使事情复杂化，而且和平会议到底在什么时候开？总统坚持说，中国既然是世界安全理事会的一员，它对于欧洲问题的解决应该有发言权，他也承认新的联合国机构将使“三大国”的外长会议讨论的范围缩得很小。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还嫌太早。我顾虑大同盟将归于解散。一个对一切国家开放而事事主张宽大无边的世界组织，将会变成松散无力。波兰的自由选举是个更迫切的问题，因此我提醒我的同事们这个实际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说到这里，我们就散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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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5时，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我立即提出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虽然不在议事日程上面，但是具有迫切重要性。在德黑兰的时候新闻记者极不容易走近会场，在雅尔塔那简直是不可能了。但是现在就在代表团所在地的外面，有一百八十个新闻记者以愤怒的心情在那里徘徊窥伺。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正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大事叫喊说他们没有得到采访的便利。斯大林问是谁让他们进来的。我解释道他们不是在代表团地区里面，大多数是在柏林。会议只能在安静和秘密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这一点无论如何应该予以维持，因此我自告奋勇要去会见记者们，并且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们，为什么在会议结束以前不能让消息泄漏出去。我希望杜鲁门先生也能接见他们。新闻记者需要予以安抚，而且我想如果把开会的人需要秘密和安静的重要性向他们说明以后，他们也会友好地情愿不进来。
斯大林动气地问新闻记者要些什么，杜鲁门先生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跟记者见面的代表。我们已经约定不让他们进来，事情就听其自然罢。我顺从了多数，但是我当时认为，现在还认为，如果公开向他们说明理由要好些。
随后外长们拿出他们准备起草各个欧洲和平条约的计划。那个外长会议依然由总统所提出的五大国外长组成，但是限于曾在有关敌国的降书上签过字的国家才得参与和议条件的起草。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了，但是美国方面提议把这些条款送到联合国去，我却有所顾虑。我指出，如果这意味着要同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去商量，这个过程冗长而麻烦，我很抱歉难以同意。贝尔纳斯先生说，我们确是这样受到联合国宣言的拘束，但是他和斯大林都认为提交联合国讨论，只有在五大国之间同意之后，才可实行。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
以后是德国问题了。管制委员会的明确的权力、各种经济问题、纳粹舰队的处置，都没有为讨论而作好准备。我问，“‘德国’的含义是什么？”斯大林说，“指它在战后的现状。”
杜鲁门先生说，“1937年的德国。”斯大林说不可能脱离战争来说。那个国家已经不再存在。既没有确定的边界，又没有边界的守卫，也没有军队，仅有四个占领区。最后我们同意把1937年的德国作为起点。这样把问题搁置起来，我们又转到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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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随即指出：“凡原来属于波兰而现在仍然在伦敦波兰政府掌握中的股票、财产以及其他一切产业应立即移交给卢布林波兰人，不管财产的形式怎样，也不管这种财产经证明目前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人手里。”他又要把波兰的武装力量，包括海军和商船，归属于卢布林波兰人。这引起我讲了下面一段话。
这副担子搁在英国人的肩膀上。当他们的故乡遭到蹂躏，又从法国被赶出去的时候，许多波兰人躲避到我们这个岛国来。伦敦的波兰政府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财产。我说，我相信大概有二千万镑的黄金存在伦敦和加拿大。这笔款项由我们冻结起来，因为那是波兰中央银行的财产。要把这笔存款解冻和移交给一个属于波兰的中央银行必须按照移交的正常途径。那不是伦敦的波兰政府的财产，因此他们没有权力提取这笔存款。伦敦当然有波兰大使馆，只要波兰新政府愿意派出一位大使，那个使馆立即可以供他使用——而且愈快愈好。
这样说起来，有人要问那么在联合王国的波兰政府在过去的五年半里是怎样开支的。回答是，它靠英国政府来维持；
我们对于波兰人大约付出了一亿二千万英镑以供他们维持军队和在外交上的用度，并且使他们能够照顾那些从德国人折磨下逃出来求庇于我们这岛国的波兰人。当我们不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而承认新的波兰临时政府时，我们商定所有职工在给与三个月的工资后，应一律遣散。如果不付这笔钱就把他们遣散，那是不对的，而这笔费用又落在英国人的身上。
随后我请求总统容许我说明一件重要事情，因为我们关系到这件事的地位是特殊的，就是怎样使曾和我们共同作战的波兰部队复员，或把他们遣送回国。当法国陷落的时候，我们把愿意来的波兰人全都撤退下来——约四万五千人——并且从这些人和从瑞士及其他地方来的波兰人中建立了一支波兰军队，最后达到了大约五个师的实力。在德国约有三万人的波兰部队，在意大利有由三个师组成的一个波兰军，他们在心理上高度激动，而精神上非常痛苦。全部波兰军队，从前方到后方，共计约十八万人以上，他们在德国以及——在更大的规模上——在意大利曾英勇作战而且纪律很好。在那边他们曾受到严重的损失，并且能像在意大利前线的任何军队一样，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因此这是与英国政府荣誉有关的事。当受过训练的部队极感缺乏之时，这些军队英勇地跟我们的军队并肩作战。许多人已经牺牲了，即使我没有在议会里提出保证，我们也希望会尊敬地对待他们。
斯大林说他对这一层表示同意。我接着说道，我们的政策是，不但要尽量说服军人，而且也要说服前波兰政府的文职雇员，使他们回到本国去，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些时间以渡过我们的困难。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波兰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我诚意希望这个新政府的成功。这个政府虽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的愿望，却有显著的进步，这是三大国耐心工作的结果。我曾在下院中说过，如果跟我们一起作战过的波兰士兵中，有人不愿回去，我们将在不列颠帝国中安顿他们。当然，波兰的情况越好，要回去的波兰人就越多，而且波兰新政府如果保证他们有生活出路，有自由，又不因他们过去的效忠问题而迫害他们，那对于事情即有所帮助。我希望随着波兰国内情况的不断进步，这些人中间大多数将回到苏联军队英勇地解放的他们的祖国去，而变成良好的公民。
斯大林说他理解我们的问题。我们庇护了波兰以前的执政者，尽管我们优待照顾他们，他们却为我们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伦敦的波兰政府依然存在。他们在报纸和其他方面，拥有继续活动的手段，而且他们有他们的代理人。这一层对于所有的盟国产生不良的印象。
我说我们必须面对事实。伦敦的波兰政府在正式意义上和外交上已经结束，但是不能阻止它的个别成员过他的生活和跟他人谈话，包括同新闻记者和旧时的同情者交谈。还有一层，我们不得不提防波兰军队。如果对于当前的局势处理得不当，他们可能会发生叛变。我请斯大林信任英国政府，并且给我们相当的时间。另一方面，应该想方设法尽力使波兰成为鼓舞波兰人回去的地方。
杜鲁门先生说，他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我要求有相当的时间，而斯大林已经放弃会使问题复杂化的提议。最好的办法是由外长们去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希望雅尔塔协议能够尽快实行。
于是斯大林建议把整个事件交给外长们去办。
我说，“包括选举在内。”
斯大林回答道，“临时政府从来没有拒绝自由选举。”
第二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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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得到明确的结论。斯大林要联合国跟佛朗哥断绝一切关系，“并且帮助西班牙的民主势力”建立一个“为西班牙人民所欢迎的”政权。我反对这个建议，终于把这个议题取消。德国海军和商船的处理、对意大利的和平条件，以及盟国在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占领问题都引起了讨论而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所有的问题大部分都交给我们的外长们去审查后提出报告。我自己的方针是，先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等到我们选举结果揭晓以后，再着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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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到7月21日第五次会议上方始再谈到波兰问题。
苏联代表团要把波兰的西部边界，延伸到斯维讷明德以西直达奥得河，把什切青归到波兰这一边，然后沿着奥得河上溯到它和西尼斯河的合流处，再由那里沿着西尼斯河直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
杜鲁门先生想起我们曾经约定根据1937年德国的边界而把她分成四个占领区。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把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