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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显赫的贵宾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到餐桌的四周去请许多在座的人签名。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当他回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照他的愿望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们彼此相顾而笑。斯大林的眼睛闪烁着快乐，非常高兴。我以前曾提到过在这些宴会的祝酒中，苏联代表们一向用极小的杯子来喝酒，而斯大林从未破例，但是现在我想请他提高一步，因此我用盛红葡萄酒的小号玻璃杯为他和我各斟了一杯白兰地。我意味深长地对他看着。我们俩一下子都干了，并且彼此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停了一会儿，斯大林说道，“如果你不可能在马尔莫拉海中给我一个要塞阵地，我们能不能在德德亚加奇①有一个基地？”我自己觉得回答得相当满意，我说，“我当一贯支持俄国对于全年四季享有海上航行自由权的要求。”
①即现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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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月24日，我们的全体会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从圆桌上站了起来。在分散以前，我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我看见总统走到斯大林那边，他们俩单独谈起话来，只有译员在一起。我离他们大约只有五码，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的谈话。我知道总统要做什么。我要窥测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次谈话对于斯大林所发生的效果。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的样子似乎很高兴。一种新型的炸弹！威力非常大！可能对于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的作用！那是多么好的运道！这是我当时所得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中，原子弹这件事显然不曾使他操过心。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世界事务的重大变革略有所知，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最方便的回答应该是，“我非常感谢你，把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告诉了我。我当然没有技术知识。我能不能派我的这方面的核子科学专家在明天上午去看你们的专家？”
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温和愉快，于是这两个统治者的谈话不久就告终止。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的身旁。我问他，“事情怎样？”他答道，“他始终没有提出一个问题。”因此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在那一天，对于英美两国长期以来所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程并没有特别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事业上曾押上了四万万英镑以上的赌注。
就波茨坦会议来说，这事就到此为止。以后苏联代表团就没有提过这件事，也没有人向他们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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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上午会议又重开。这是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
我再度极力主张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非考虑到留在那个地区里的一百二十五万德国人不能解决。总统郑重说明任何和平条约，只有参照参议院的建议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获得批准。他说，我们必须找出一个他能如实推荐给美国人民的解决办法。我说如果我们容许波兰人取得第五个占领国家的地位，而没有定出办法把德国产出的粮食平均分配与全德人民，也不需我们商定关于赔偿和战利品办法，那么会议将归于失败。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焦点，而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于是争论就继续进行。斯大林说从鲁尔取得煤和金属比粮食更重要。我说它们将跟东方的粮食作物资交换。除此之外，矿工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煤？答复是，“他们以前也是从国外输入粮食，现在还可以这样做。”那么他们怎样能偿付赔款？冷酷的回答是，“德国还留下许多肥肉。”我反对因波兰人占据了东部一切产粮地区而使鲁尔陷于饥荒。英国本身也缺煤。斯大林说：“那么在矿上用德国俘虏；我就在这样做，在挪威还有四万德国军队，你可以从那里把他们弄来。”我说，“我们正在把我们自己的煤输送给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为什么波兰人可以把煤出卖给瑞典而英国却为了被解放的国家而自己刻苦？”斯大林答道，“但是那是俄国的煤。我们的处境甚至比你们的还要困难。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五百万以上的人，因此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劳动力。”我再一次提出我的意见。“我们当把鲁尔的煤送到波兰或任何其他地方去，如果我们可以为产煤的矿工换得粮食。”
这样一说似乎使斯大林停了下来。他说须把整个问题加以考虑。我同意，并且说道，我只是要指出我们当前的困难。
就我而论，这事就到这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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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里所说明的事以外，我对于在波茨坦所达成的任何结论，都不负责任。在会议过程中，我对于在圆桌会议上或每天的外长会议中无法调整的分歧，就让它们悬着。结果是，为数惊人的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都搁置下来。如果像一般的预料，选举人要重选我的话，我打算在这一连串的决议上跟苏联政府来一个肉搏。例如，我和艾登先生都绝不会同意以西尼斯河为边界线。奥得河和东尼斯河那条界线已被承认为波兰退到寇松线的补偿，但是俄国军队侵占的领土一直到了西尼斯河，有的地方甚至越过了这条河，那是以我为首的任何政府无论以前或今后绝不会同意的。这里不仅是个原则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影响到又一批大约三百万的不愿遣返的政治难民。
还有许多事情应当跟苏联政府以及波兰人据理力争。这些波兰人一口吞下了许多大块的德国领土，显然已经成为苏联的热心的傀儡。然而由于大选的结果这一切谈判都被截为两段，并且作出了不合时宜的结论。这样说，并非责备新政府的部长们，他们是被迫着无所准备地重开谈判，当然也不知道我心中原来的想法和计划，就是：在会议临了的时候，预备摊牌，遇有必要时，宁可公开决裂，而不让超过奥得河和东尼斯河以外的任何土地割让给波兰。
然而前几章中已有说明，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适当的时候，是在强大的盟国在战场上列阵相对之时，而且应在美国人及范围较小的英国人在一条长达四百哩（有些地方甚至宽深达一百二十哩）的战线上还没有大规模撤退，从而把德国的腹地和大部分土地让给俄国人以前。在那个时候，我原想在我们作如此巨大的撤退以前和盟国军队还存在的时候，把事情解决。美国人认为我们应受固定的占领界线的约束，而我极力主张只有在从北到南的整个战线按照我们当初协议时的愿望和精神而得到满意的解决时，我们才能谈到这条占领线。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而俄国人以波兰人为前驱，继续前进，把前面的德国人驱逐出去，使德国的大块地区居民减少，夺取了这些德国人的粮食，而把大批的吃粮的户口赶到人口已经过多的英美占领区里去。即使在波茨坦会议上，事情或许还可以挽救过来，但是英国联合政府的结束以前我在还有相当的影响和权力的时刻离任，这就使达成满意的解决成为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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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7月25日的下午带了玛丽乘飞机回去。我的妻子到诺索尔特飞机场来接我，我们大家在一起安静地吃了一顿饭。
皮姆上尉和地图室的工作人员事先已作了极好布置以便第二天在选举的结果开始揭晓时，作连续的报导。保守党总部最后的估计是，我们将结结实实地保持一个多数。我在忙于会议的重要事务之中，对于这件事不曾负起过多的责任。基本上我接受了党务经理人的看法，因此就去睡觉，相信英国人民将愿意我继续工作。我希望有可能按照新下院的比例来重组全国联合政府，我就这样睡着了。但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上一刀似的猛醒过来。我的全部心思被一种刚刚冒出来的下意识信念所紧紧抓住：我们失败了。
过去许多重大事件所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一直倚靠着一种内心里的“飞行速度”①来维持平衡——现在就要解除，而我也快将失去重心而跌倒了。缔造未来的大权将非我所有。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在这么多国家中所树立的威望和良好关系都将归于幻灭。我瞻望前景，感到不满，转过身去，立即又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9点。当我走进地图室，初步的结果已经开始报告。这些结果对我不利，正如我当时所预料的一样。到了中午，事情已经明显，社会党人将获得多数。在午餐的时候，我的妻子对我说道，“表面不利，也许福在其中。”②我答道，“目前看来，这外表还装得顶像样呢。”
①飞机的平飞不坠，靠一种必要的速度，即所谓“飞行速度”。达不到这速度，飞机就要掉下来。——译者
②按原文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意。——译者
就通常的情况来说，我应该有几天工夫按照常规把政府事务作一结束。我未尝不可根据宪法等待几天以后议会开会，然后接受下院的解职。这样使我可以在辞职以前把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公告全国。但是当时波茨坦会议上所有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重要问题正待处理，那里亟需一位不列颠的全权代表出席，因此任何耽搁将违反国家利益。还有，选举人的抉择既已这样以压倒多数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我不愿再耽上一个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因此在请求觐见之后，我在7点钟驱车入宫向英王提出辞呈，并请英王召见艾德礼先生。
我发表了下面的告全国人民书，我的叙述也就到此结束：
1945年7月26日
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检得的选举票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的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作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可预料的要快得多。国内外无限的责任落在新政府的身上，我们大家应该希望他们成功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现在唯有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所给我的百折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