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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神也更直接地袒护着我们。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时之间，有人看见一架德国飞机，将一个附在降落伞上的巨大物体，投入靠近休伯里纳斯的海中。这里的海岸周围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显露出来。因此事情立即变得明显，不论投下的是什么东西，等到潮退以后，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捞起。这真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当晚午夜前，负责发展水下武器的海军机构——“韦尔农”号军舰上两个技术高超的军官，即奥夫里和刘易斯海军少校，被召到海军部来，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计划。到次晨一时三十分，他们已乘车出发，前往绍森德着手危险的打捞工作。23日，天未破晓，在一片漆黑中，仅仅凭借一盏信号灯的微光，他们在满潮标大约五百码下面，发现了水雷，但当时正当涨潮，他们只能略加审视，并作好准备，等下一次涨潮过后再加处置。
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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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报机关竟始终不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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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因此，在11月19日，我发出了几个节略，其中以下面一个最确切地说明了计划的详情：
海军部军需署长（和其他人员）
（1）为进行报复起见，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中。这在斯特拉斯堡至劳特之间的任何地点都很容易办到，在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国的领土。甘默林将军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趣，并请我为他拟定实行的计划。
（2）我们应该清楚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目标。莱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驳船往来航行，而且它是德国的贸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动脉。这些驳船的结构只是为了河道运输，并不具备双龙骨，亦无隔舱分成的大分舱。这类细节，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莱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桥，这些都是德国集中在萨尔布吕肯——卢森堡区域的军队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种小型的，也许没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约每小时七哩，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三四哩，但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须有一种计时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离后才能发生危险，这样可以使它远离法国领土，并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扩展到莱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泽尔会流处或更远的地方。水雷在到达荷兰领土之前，应能由这个计时器使它自动沉没，或者最好是自动爆炸。在水雷向前漂浮，经过了规定的并且可以变更的距离以后，必须一经轻微的接触，即能爆发。除了上述各种特点外，水雷如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搁浅后，自动爆炸，那是更好，因为这样就能在德国河岸两旁，很容易地散布恐怖情绪。
（4）此外，水雷必须在水面以下适当的距离漂浮着，这样可以使它在涨水中不能被人发现。我们应当设计一个用压缩空气的小唧筒来推动的水压活塞。我并没有计算过，但我认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伪装的球状物——铁皮的空壳——这可以造成混淆，并使对方要想设法应付也束手无策。
（5）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水雷呢？显然他们会在河中架起铁丝网；但是从上游漂浮下来的破损船只，会把铁丝网弄毁，并且除在边境以外，铁丝网对于水上交通也是一种极大的不便。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水雷撞到了铁丝网而停止前进时，它也会爆炸，在铁丝网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数更多的爆炸以后，航道将又重新打开，其他的水雷又可以徐徐漂浮过去。同时还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将铁丝网炸开。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的防御方法，但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官员，或许能想到一些办法。
（6）最后，因为这些水雷将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进行，数月不断，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须牢记住，制造水雷的方法必须简单，以便能够大量生产。
战时内阁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认为在德国人利用磁性水雷对前来英国港口的盟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进行袭击和破坏后，我们为了反击起见，使莱茵河上全部频繁的航运，像我们可能做到的那样，陷于瘫痪，这当然是正确而恰当的措施。
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允许和优先权以后，工作立即开始迅速进行。我们和空军部共同制定了计划，用飞机在莱茵河的鲁尔段敷设水雷。我将这件工作完全委托给菲茨杰拉德海军少将，他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导下工作。这个极有才能的军官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但后来在指挥一个大西洋护航队时以身殉职。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水雷的大量供应也毫无问题，并有几百个热诚的英国水手和水兵被组织起来，以备时间一到，即能出动来从事敷雷工作。这都是11月间的情况，而我们在明年3月以前还不能准备就绪。无论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时，如果在你这一方面，某种积极的措施将要实现总是令人愉快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二十九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
第二十九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
海面的袭击舰——德国袖珍战列舰——德国海军部的命令——英国搜索舰队——美洲的三百哩界限——我们向美国的提议——国内的忧虑——“德意志”号的慎重——“施佩伯爵”号的大胆——舰长朗斯多夫的策略——普拉特河口外哈伍德海军准将的舰队——他的远见与幸运——12月13日的遭遇战——朗斯多夫的错误——“埃克塞特”号失去战斗力——德国袖珍战列舰的退却——“埃阿斯”号与“阿溪里”号的追击——“施佩”号逃入蒙得维的亚港——12月17日我给首相的信——英舰集中蒙得维的亚——朗斯多夫接到德国元首命令——“施佩”号的凿沉——朗斯多夫自杀——对英国商船最初的海上袭击结束——“阿尔特马克”号——“埃克塞特”号——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