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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航空飞行表演，建立了全国性的滑翔小组网，以鼓励为数众多的德国男女养成“航空精神”。至于准许飞行的民用航空人员在数额上的严格限制，在纸面上还是遵守的，但是这些规则，同许多其他规则一样，都被赛克特蒙混过去了。他得到德国运输部的暗中帮助，为一个有效率的航空工业和未来的空军建立了坚固的基础。在1926年的情绪支配下，协约国还以为过分抑制德国的这些违约行为，未免太伤害德国的民族自豪感。胜利者满以为有了禁止德国成立空军这一条原则界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条极其含糊、极不明确的界限。
在海军方面，德国人也是实行同样的掩饰手段。依照凡尔赛和约，德国只准保留小规模的海军，最高兵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德国就假借种种借口增加人数，超过了限额。各种海军组织秘密地混合在各民政机关之中。赫尔戈兰沿海要塞，虽然按照条约已加以拆毁，但不久又重新修筑起来。潜水艇也私自建造，并在别的国家里训练潜艇的官兵。为了使德皇时代的海军继续存在，为了准备将来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也有重大的进步。拉特瑙先生在1919年当他任建设部部长时，就着手大规模地重建德国的军事工业。事实上他曾对将军们说：“他们固然已经毁掉了你们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在下一次战争以前无论如何已成为废物。下一次的战争将用簇新的武器来打，而且，最不为陈旧武器所束缚的军队，将占最大的便宜。”
尽管如此，德国的参谋人员，在协约国管制下的几年中，总是为了保存原有的武器免于销毁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用尽一切欺瞒和阻挠的手段来避开协约国委员会的耳目。偷偷进行的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德国的警察，起先对这种行为还加以干涉，但不久就协同国防部积集武器。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作掩饰，成立了一个保管武器和设备的组织。从1926年起，这个组织在德国全境都派有代表。保藏各种军器的仓库遍布全德国。还有，为了制造供将来生产军用品的机器也采用了极其巧妙的方法。以前曾供军用或可以改作军用的车床，都被保留作民用生产之用，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通常商业上的需要。为战争而建立的国家兵工厂，并没有依照凡尔赛条约予以封闭。
一个全面的规划就这样地付诸实行了。根据这个规划，所有用英、美两国建设贷款来开办的新工厂和许多旧工厂，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使之能迅速变为军工厂。他们计划之彻底和周密，可以写成好几部书。拉特瑙先生在1922年惨遭反犹太的新生的纳粹秘密社团所暗杀。他们切齿痛恨这个犹太人——德国的忠实仆人。1929年取得政权的布吕宁，曾热心而又审慎地继续推行这项工作，所以，当胜利者还因为有一大堆陈旧的军事设备而高枕无忧的时候，在德国，生产新武器的巨大潜力，正在一年一年地形成起来。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曾经作出决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1924年，我出任财政大臣，曾提请帝国国防委员会将这个规定重新加以审查，但是没有人提议修改。1927年，陆军部建议，1919年的决议，单就陆军方面而论，应该延长为“从现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内。这个建议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认可。1928年7月5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那时我就以接受的态度提议：“各军事部门的预算，应以十年内没有大战这句话为基础，这个基础应该一天一天向前推移，因而这个假定，应该每年由帝国国防委员会予以复核。”
我这个提议为各军事部门或自治政府留了后路，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可以由他们按情况来决定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争辩说：接受这个原则就会使军事部门陷入错误的安全感而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研究工作就会被忽视，鼠目寸光的见解就会流行起来，而牵涉到财政支出的部门尤其如此。不过，一直等到1929年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感到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世界和平看来可以维持，我觉得没有理由作出新的决定，这并不是在事实上证明我有什么错误。直到1939年秋季，战争还没有爆发。在这个局势不稳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阴是够长的。“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它一天一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在那年3月23日，麦克唐纳政府才正确地作出决定：可以认为这个假定业已取消了。
在这段时期中，协约国还保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利，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可被察觉的重整军备的活动。而当时德国也不得不服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强烈的联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条约的规定。当我们重温1930年到1938年这八年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曾有过那么多的时间。
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不损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我们所缺少了的，绝不是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双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领袖——1923年的慕尼黑暴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问题——希特勒和德军陆军——施莱歇的阴谋——经济风暴的袭击——布吕宁总理——一个立宪的君主政体——军备均等——施莱歇的干扰——布吕宁的下台。
1918年10月，有个德国下士，在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因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四起。他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在青年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没有能够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而在维也纳过着贫苦的生活，后来又迁到慕尼黑。他有时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经常当临时工，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懑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他却体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并反而更抱着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一种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在西线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冬季，当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地卧病在医院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分不开。战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使这个伤势渐愈的团传令兵陷于极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从此却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可以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国的失败，在他看来，按通常的事理是难以理解的。他以为其中必有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他自己的狭隘的个人经验，独个儿苦思苦想，要推究这场灾祸的原因。以前他在维也纳时曾和极端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混在一起，在那里他曾听到过有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的事情。他的爱国义愤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物的嫉妒，融合成为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终于出院了，出院后仍然穿着军服。他对于军服，几乎具有小学生对军服所抱有的那种自豪感。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见的情景多么悲惨！战败的骚乱实在是够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气氛中，在他的周围，闪现出赤色革命的轮廓。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有些和他一道当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带红色袖章，疯狂地呼喊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好像睡梦方醒一样，一切都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了。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的人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背后把德国捅了一刀，并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见他的责任在他眼前闪耀：他要把德国从这些瘟疫中拯救出来，要为德国报仇，要把这个作主人的种族带领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运那里去。
他团里的军官们看到部下们那种煽动性的革命情绪，大为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愿意留在军中，干上了一个“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以这个名义，他收集了搞叛变和颠覆活动的阴谋计划的情报。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军官，让他去参加当地各式各样的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①。9月16日，他便加入这个政党。不久，为了配合他在军队的工作，他负责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且为党纲草案规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政客，他的救国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同年四月，他从部队复员。自此他就以整个生命致力于党的扩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原来的领袖一个个逐出。他以他的热情和天才，使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是“领袖”了。他花钱买了一个经营欠佳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该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不久便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底的几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直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亚当地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战后几年，德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帝国各地有许多人开始去倾听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全德国大为激愤，使现在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大大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等阶级的基础。他们有许多人在绝望之中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仇恨、为国复仇和爱国狂热之中，为他们的苦难找到安慰。
①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译者
希特勒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
1923年11月，这位“领袖”在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