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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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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借一个题目,堆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184}

这些话,是戳着士大夫痛处的;同时,非深受其害者,说不出来。

至此,我们从方方面面考量了崇祯的“有君无臣论”,感觉此论之出尚非一味自怜,怨天尤人,将过错诿于他人。官场的腐败、士风的椓丧、人心的涣散,总之,如崇祯“溺职误事”一语概括的那样,明代官僚政治机器已经处在严重的运转不灵的朽坏状态。

我们替他的辩白,或给予他的同情,到此为止。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

首先,我仍坚持明代士大夫是历来中国比较出色的一个儒家官僚集团(以这种集团自身的职业标准来看),正是他们的杰出工作,才令愚暗加无赖型帝王罕见地层出不穷的明王朝,得以苟延残喘近三百年之久,否则它早该崩解。反观那些禀赋顽劣、樗栎之质的皇帝,休说造福国家人民,但凡他们不过分地作孽,即属难得。实际上,他们前仆后继、彼此竞争地比着谁更拥有祸害士民的才干。“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家登上龙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亡国之君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照我看也并不冤枉。

其次,除了思想认识说明他并非真正的杰出人物,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之外,他在性格方面也存在太多瑕疵。这些性格的缺陷,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随时随地抵消着他的努力,使他注定不能超越命运,成为它的战胜者。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在朱棣的那些几乎清一色污泥浊水般的子孙中间,殊为难得。然而,这仅是在其家族内比较而言;一旦出此范围,衡以更高标准,朱由检只能归于平庸之辈。

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固然他可以声辩,原供皇权驱策的官僚机器,这时已经像一个自我编程、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机器人”,拒不执行他的指令;或单独构成了一种网络,依自己的规则运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在某种程度上,崇祯对官僚机器的指挥,的确失灵,最后关头,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实。但是,他不是没有指令畅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树立威望从而可以有力掌控官僚机器的机会。

当其一举扫除权阉、敉定逆案时,天下归心,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以为得遇中兴之主。那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如果他对现实的认识足够深刻,如果他的性格足够健全,如果他对事务的处置足够高明和恰当,他将不难做到统一思想、使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锐意进取。然而,他显然未能抓住已经出现在眼前的大好时机,任性、率性、固执、偏激,一再出错,遂使刚刚复苏温暖的人心重新变得冷漠。

“枚卜之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对于朝臣拉帮结派的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岂能不由分说地认定较为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就是罪魁祸首,乃至所谓“科场舞弊案”,钱谦益与之无涉明明已有司法结论,他却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持毫不犹豫地奉送给品质很坏的温体仁?

至于袁崇焕一案,更是他轻躁苛刻、不辨贤愚、心性狭薄的明证,当着人心涣散、满朝碌碌、充斥着空头政客的时候,崇祯能有袁崇焕这么一个干才可用,实乃福分,他却因为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而受到的一时惊吓,和敌方设计的一出类乎蒋干盗书式的反间戏,极其幼稚、丧失理智地将自己的边疆干城拆毁、推倒。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祯连这起码政治风度都没有;而目睹了袁崇焕的下场,每个有才干、敢承担的士大夫,又怎能不心寒?至于后来在边防、剿“贼”之中的用人,更加一无是处——不足倚任地引为心腹,可用之才却被百般掣肘。在杨嗣昌、熊文灿与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之间,他的立场基本搞错。

杀袁崇焕时,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崇祯不能善待臣子,及其性格缺陷。开宗明义,第一句“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就论得很透;崇祯君臣间的不解之结,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体论述,都击中要害:

临御以来,明罚敕法【整饬法令】,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指崇祯亲自直接提拔】,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配戍不少【稍】贷【宽恕】,甚者下狱考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党徇——四岳【尧有四大诸侯,分别主管东南西北四方,史书称为四岳】不荐鲧乎,绩用弗成【鲧没把事情办好】,未尝并四岳诛之也。

皇上又以执奏不移【指阁臣坚持己见】,疑其藐抗——汉文不从廷尉之请乎,亦以张释之曰:“法如是止耳。”不闻责其逆命也【张释之乃汉文帝的首席大法官,执法严明,多次拒绝皇帝的干预,反而敦请他以法律为准绳】。

皇上以策励【鞭策、激励,严苛的婉转说法】望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开以立功之路,而仅戴罪,戴罪无已时矣。

皇上详慎【详,仔细;慎,自谨】望诸臣,于是有认罪——夫不晰其认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认罪亦成故套矣。

侵粮欺饷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齐【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国两个独善其身、不肯用命的隐士,这里当是引申来指代比较个性化、有“自由主义毛病”的士大夫】之侣,不皆韩范【指韩琦与范仲淹,宋仁宗时两大直臣,曾共同防御西夏,时称“韩范”】,宜稍宽之,不以清吏诎能臣。

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官员害怕处分,不敢违抗繁多的加重人民负担的旨意】,行【这样下去】无民矣。民穷则易与为乱,皇上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

而尤望皇上宫府【宫,宫廷;府,政府。代指君臣】之际,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锦衣禁狱,非系寇赋奸冗【冗,游手好闲者,类乎今所谓“社会渣滓”】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图报为安攘【安,安内;攘,攘外】者,未之有也。{185}

此疏对崇祯执政以来,君臣之间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着重批评崇祯“求治过急”,一味以严苛待臣工,殊乏宽容,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自己的主张,或依其本分履行职责。奏疏认为,崇祯对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过于严逼,这两个方面将来会有大麻烦——几年后,事实证明都言中了。其中,“皇上急于求治”、“不以清吏诎能臣”、“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和“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这四句话,如果崇祯听进去了并在行动上切实注意,他应该会受益匪浅。

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为崇祯“有君无臣论”费这番口舌,意义不大。明之亡国,绝不亡于崇祯年间。君贤臣奸也罢,君臣俱贤或都不怎么样也罢,那亡国之大势早就不可逆转,能够有所不同的,无非迟速而已。

山穷水尽

暂将崇祯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是明朝立国以来前所不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之征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四大危机不独齐而并至,而且相互纠缠、彼此生发,紧密相扣、恶性循环,任何一种情形的恶化,都造成其他危机的加深加重,根本是无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机”了事。

辽东失陷以来,边事日急,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益多,而加派随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把这种滚雪球效应,讲得比较清楚:“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指因为征赋而频繁使用暴力,即如下文所述】……守牧【地方官】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186}崇祯自己也承认,登基七年以来,社会现实基本是“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187}。

民不聊生,遂啸聚山林。内乱既生,若在平时,征调精锐之师专意对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边境不靖,具一定战斗力的边兵无法抽用,只能以内地戍兵进剿,这些兵卒不仅毫无战斗力,本身军纪废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转过来嚣扰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188}以“平乱”始,以祸乱终,“乱”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渐趋燎原。

动乱虽起,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百姓假设未被抛至饥馑之中,犹或惜命畏法,不致率尔铤而走险。偏偏天公不作美,灾害大作。秦、豫屡岁大饥,齐、楚连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无活路,只有追随造反——打家劫舍,犹胜等死——所以闯军所到之处,争先以迎。所谓“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189}。局部社会动荡,于是演进为天下大乱,“流寇”遂由一部分敢为天下先的“豪杰”之所为,一变而成普通小民竞相加入的社会洪流。

当此天人交困、内外并扰之际,国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临虎狼之秦,赵国有幸出来一个蔺相如,暂渡难关。刘备走投无路,此时说动诸葛亮出山,情势立刻改观。苻坚驱百万雄兵而来,晋人自己都感觉不能当其一击,但只因谢安在,运筹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击败前秦大军。澶渊之盟时,辽强宋弱,辽军势若破竹,直抵黄河北岸的澶渊(今濮阳),距东京不过二百里,志在必得,宋朝举国惶惶,纷论南迁,全赖寇准审时度势,智性应对,遂以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这些都是危难之际,国得其人,而挽狂澜于既倒的例子。我们看崇祯时期,前后两位主事者温体仁和杨嗣昌,一个鄙劣奸恶、唯知忌人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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