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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是六师来的，平常有空，常找我谈天。有病时，她也照护过我。现在开始反“扫荡”为了随时掌握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她到敌占区建立秘密联络站，传递情报。这几年来，在六师，在二师，陆平常常担任这个工作。
“怎么啦？你又要回娘家？”
“你看像不像？”她没理我的问话，只咧着嘴笑。“我特地来看看你，一打仗，就见不着了，这一阵子你身体太坏，可要当心，别搞垮了。知道吗？”
看着她那一本正经的“老大姐”派头，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以后，我们就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了。反“扫荡”结束，她随着炮弹厂迁到盱眙的一个山洼里，彼此相距七十里。但是她那短小结实的影子，却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
听说她老家在扬中的一个小村里，父亲是贫农；全部家当就是两间茅草棚子，在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扫荡”时，也被一把火烧光了。一家人落得无家可归。她被迫寄住在姨母家里，最后下了决心，包了两件衣服，瞒着年老的父母，参加了丹北人民抗日游击队。
她小时候读过五年书，入伍后，被分配到文工团工作，不久参加了党。文工团转到江南以后，她被调到六师军工部火药厂当工人。后来来到二师。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好同志，一个勤劳的女工，一个真诚的朋友。以前和她在一起，也不觉得怎样，现在—离开，像是生活里缺少了什么东西。这究竟有什么原因呢？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军工部长。他笑着说：
“原来是这样。我来做媒吧！”
我慌起来了。
“这太莽撞吧？如果她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你的顾虑真多！”部长笑了。
在我炸瞎左眼、炸坏左手以后，同志们都非常关怀我的个人生活，希望我结婚。可是我想，如果仅仅是为自己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找一个爱人，那太自私了。一个战士，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应当一致。没有理由让别人背包袱。
这时候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已经向德国法西斯展开了全面进攻。在国内，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积极准备对日本侵略者实行反攻。我们的炮厂也在继续扩大，只是大炮还不能满足战斗需要，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
我们作了分工。我负责加大炮的口径，秦永祥负责改进炮弹，用钢制造，信管也要改为自动化的。当时，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争取最后胜利这个目标上。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老秦坐在工作台前，把一个日本信管拆开研究，引起了剧烈的爆炸，一块无情的爆片，割断了他的咽喉。等同志们赶到，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老秦的牺牲使我非常难过，也更督促我要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好。我骑着马跑到前方，实地查看大炮的杀伤力，又跟战士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对大炮的要求。我在部队住了几天，帮他们组织了一个随军行动的流动修械厂。临动身时。部队派了一个骑兵班护送我到炮弹厂。
刚走进工厂的院子，一群女工就把我包围了。
“哎呀，老吴同志，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我正在猜测她们话里的意思。女工同志们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我更加莫名其妙了。
新任厂长出来了，把我拉到屋里，谈了一阵提高炮弹威力的问题。后来我问：
“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
“她昨天已经出院了。”厂长没头没脑地说，接着才解释道：“陆平受伤了，起火管把她的胸部、腹部炸伤了。……你去看看她吧！”
我忙着跑出屋子，刚一出门，就碰见她。
“我来看你哪！瞧见你们谈问题，不敢打搅，就在外边等你。”
我俩走出了厂门，走进了山脚下的林荫道。
“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抱怨地说。
“怕你着急呀！听说你上前方去了。”
她停下脚步，看着我，好像有句要紧的话梗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老吴，你跟部长说什么了？”她终于憋不住了。
“什么也没说啊！”我一时想不起来。
“别打埋伏了。人家都知道了，要我请客！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这才记起那次的谈话，就说：
“我是个残废，你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吗？”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牺牲，我应该向你学习。”
第二天，我们就一起给师政治部写了份报告，申请结婚。
回到军工部，我又忙着设计工作，一边画图样，一边到工厂实验，把大炮口径从三十六米厘扩大到四十二米厘。
入夏以来，淮南解放区就闹旱灾。长久不落一滴雨，烈日当空，田地裂出龟纹，禾苗都干枯得能引火了，眼望秋收将要落空。因此，军工部把各厂的生产力作了新的调整，组织了救灾队，拖着抽水机去为农民弟兄灌水。一部分同志被派到新解放的高邮，修理面粉厂机器。各工厂向军工部附近集中，炮弹厂也从盱眙搬回未，我担任了军工部副部长兼工务科长，负责领导生产。紧急的任务使我们顾不得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结婚的事只好延期。
中国人民殷切盼望的伟大日子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第二天，毛主席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响亮的号召：
“由于苏联的这一行动，……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材，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要求投降，就在这一天，朱总司令命令各战区的人民解放军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
淮南解放区军民以英勇的战斗回答了党的号召。战士们向敌伪盘踞的城镇进军，我们工厂日日夜夜赶造炮弹。工厂的院子里，搭起了两丈多高的支架，上面架上滑车，拴上一个一百多斤重的生铁疙瘩，算是“大汽锤”，再把烧红的一节节钢轨放进炮弹钢模内。“大汽锤”从两丈高的上方—起一落锤打，就制成了钢弹壳。经过长期的反复实验，大炮的射程也已经提高到八华里。在前线上，我们的大炮，抬起了头，张大了口，要消灭那些敢于拒绝投降的敌人，解放祖国神圣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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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负伤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民渴望着和平生活。军工部根据群众需要，准备把一部分兵工厂改为农具工厂。但是，躲在峨嵋山的蒋介石，却妄想抢掠人民的胜利果实。一九四六年夏天，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淮南又成为炮烟弥漫的战场了。敌人拿刀，我们也拿刀。要打就打到底！在一个黑夜里，我们接到命令，所有兵工厂连夜向北转移，继续生产，供应战斗需要。
各工厂编成了战斗大队，同志们扛着步枪，挂好手榴弹，拆下机器，把材料装了箱。好几百农民携带杠子绳索来帮助搬运。
敌机结队低空盘旋，下雨一般地投掷炸弹，并追着我们的队伍扫射，照明弹布满天空，照耀得如白昼。敌人的大炮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不断在周围爆炸。同志们就在烟火中前进。
黎明前，工厂撤到南山河南岸一个村庄，离战线四十多里。我因为照料军工部撤退，最后赶到，只见树林里堆积着机器、工具和材料箱。同志们抱着枪，倒在树脚下，草堆旁，呼呼地睡着了。身上被水浸得湿漉漉的。朝霞的光辉透进了树林，清冷的晨风把树叶上的露珠扫落下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我累得眼睛也睁不开了，可是不能睡，我轻轻推醒一个同志：
“起来吧！天亮了！”
同志们站起来，把步枪和手榴弹挂在树枝上，动手整理机器，利用战斗的间隙，制造炮弹。一部分工人担任警戒，爬上树梢监视敌机。大家把天轴抬进村子，在一所较大的茅屋梁柱上架起来，各小组长带领组员们忙着安置机器工具。车工们在天轴下面排列旋床，钳工组在工作台上装置老虎钳，锻工组砌砖合泥，筑起锻铁炉，司机架上轻便的柴油机。不到吃中饭时间。工厂的机器全旋转了。
敌人疯狂地进攻，我们准备利用晚间继续撤退。
宽阔的南山河横在我们背后，由洪泽湖奔来的急流，涌进四里多宽的河道，流入高邮湖，向东南奔进长江。敌机封锁了河面，轮番扫射，打得河水直冒花。为了赢得撤退的时间，我告诉厂长，集中暂时不用的机器、工具和材料，连同工人家属、小孩和病号，先渡过大河。随后又骑上马，跑去通知军工部材料科，带上所有的材料、工具，准备渡河。
我们派了十多个同志沿河找船。
炮声越来越近，敌人推进很快，离我们只有二十多里了。出去找船的同志们，动员了上百的农民，在河里打捞起十多只被敌机击沉的小木船，工厂的木工在树荫下加紧抢修。只等天黑，开始渡河。
傍晚，阴霸逐渐把晚霞的余辉吞没了，顿时天昏地暗，降下倾盆大雨。大雨过后，又是狂风，岸边的芦苇，被吹得茎断叶残，河水暴跳不停。大家把修好的小船放下水，装上机器、材料，渔民撑开竹篙，同志们帮着摇桨。小船没有帆，同志们用背包绳把军毯结在两根竹竿上，两个人抱一根竹竿。军毯鼓满了风，带动小船迅速地绕过沙洲，直达北岸。河那边，早就动员好老乡们等着接运了。
当夜，敌人占领了南山河下游的黎城镇，离我们工厂仅有五里地，听得见密集的枪声。工厂立即停止生产，准备撤退。【wＷw。ＷＲsＨu。cＯm】
一连几日几夜不能休息，我的左眼又红肿起来，不住地淌眼泪。在这次转移中，军工部长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连日吐血。指挥工厂转移的担子全放在我肩上了，我找医务员给我洗了眼睛，扎上绷带，坚持工作。
又是一整夜的抢渡，天亮，我们跟后卫部队一起，安全地渡过了南山河。
接着，敌人侵占了整个淮南。
兵工厂继续向北转移，敌机也紧跟着骚扰。一个月后，我们撤到了淮阴新四军司令部所在地，跟华中的军工部门合并，我被调到华中军械处担任副处长，兼任华中炮弹厂厂长。
敌人疯狂的向北侵犯，战争的中心移到了两淮（淮阴、淮安）。我们接到命令，带领兵工厂转移到山东的沂蒙山区。
工厂又忙着拆机器、装材料。从车间里铺设了一条临时铁道，通到射阳湖的岸边，大家推着铁车，把笨重的机器运到湖岸，再用粗大的树干搭起架子，当作起重机，把机器、材料吊起来送到大帆船上。一溜数十条大船张开了白帆，像—支出海舰队，浩浩荡荡，越过了射阳湖，驶进中山河的支流。
前面有一座小山堵住去路，船停住不动了。跑上小山一看，前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中间躺着黄水滚滚的黄河故道。这小山就是旧黄河的堤岸。旧黄河河床本来没有水，有的地方早已种上庄稼，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它的军事进攻，竟不顾人民死活，在上游扒开缺口，把洪水重又导向黄河故道，在我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