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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我升级了，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二年级大考，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
但是，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抬来一些碎铁片、洋钉和铁丝，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我把树枝切断，卡在罐头盒口上，两头钉上小洋钉，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
我跑到一个水池旁，肚子伏在栏杆上，把小桶投进水里，可是它不肯下沉，我猛地向前一扑，想趁势打上水来，谁知两脚腾空，一头栽进池里去了。我刚张口叫喊，一段水灌进了肚子，一喘气，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幸亏排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还照头上打了两巴掌，说有冤魂附体。
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一手顶着肚子，一手按头，控出许多黄水。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送我回家。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
夏天，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大孩子洗澡，我心里又痒痒起来。想下去，怕再挨淹。一时拿不定主意，楞楞地站在那里。
“下来吧！”小仇两手在水里抓了一下，向我招呼。
“我不会。”
“那怕什么，我教你！”
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激起一团团水花。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连忙脱了衣服，下到水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我使劲地打水，一高兴忘记了危险，脚一滑，落进了深水地方。我两手一使劲，划出了水面，刚一冒头，又沉下去了。小仇脸也吓白了，急忙爬上岸，抱一根粗树干，推到池里，我一冒头，抓住了树干，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
从这以后，我天天到池子里去，到底学会浮水了。
劳动的开端
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教育工人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还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子弟不用花钱，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
一九二五年，我整整十岁，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担任宣传员。
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座三层大楼，背后靠山，前面是大广场。礼堂正面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标语，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彩球。每天下课以后，我们背着洋鼓洋号，到广场上吹打。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听讲演。俱乐部里一天到晚不断人，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中心。
这年九月，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工人们赶来抢救，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有两个工人当场牺牲了。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我犯了什么罪？”反动军官答不上来，只反问一句：“你还敢打倒帝国主义吗？”“打倒帝国主义！”
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又问他谁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冷笑着回答：
“闭起眼睛一个没有，睁开眼睛倒处都是！你们能杀死我一个，杀不尽全中国人民！”
敌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广场上，把黄静源杀害了。他临死前还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天晚上，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抢出烈士遗体，连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还在他就义的地方埋下一根树桩，作为标记。并且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不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从广东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后，安源煤矿总工会公开出现了，八方井窖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楼，牌楼上写着“也有今天”！矿工们拔掉了早年在广场上埋下的树桩，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上面写着：“黄静源烈士就义处”。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花圈。安源煤矿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参加了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疯狂地屠杀人民。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每隔三两天，就见敌人绑着一批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枪杀了。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绿草。
最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安源矿工武装领袖杨士杰和株萍铁路工会主任朱少连的被害。朱少连在就义前还给他岳母写信说：
“不要伤心，革命一定要胜利！”
杨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昼夜。敌人用烧红的铁钉，钉住他的四肢和胸口，他还忍痛高喊：
“蒋介石你瞧吧！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
革命的疾风暴雨过去了，那血的记忆却永远不能从我幼年的心里抹去。
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萍乡以后，学校停办，我就失学了。接着，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绝境。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攒下几个工钱，全存在萍矿银行里。同事和朋友们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置几间房屋，给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但是父亲不要田地，也不要房屋，只想让孩子们念些书，学些本事，把他们培养成人。
父亲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煤矿陷入不死不活的半停顿状态。银行一倒闭，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白扔了。矿上又趁机滥印“矿票”，市面上谁也不收，工人拿着废纸买不着东西，只好用它当手纸。
我们兄妹七个只会张口等吃，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负担。家里生活越过越苦，开头还有点稀的喝，后来连稀的也难喝上口。家具卖完了卖衣服，衣服卖完了卖破烂。要米钱，要油钱的债主们，成天找上门来，坐着不走。
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饿，只是叹气，有时弄到一点吃的，家里人口多，也不够吃。弟弟妹妹围着母亲直嚷。母亲含着眼泪说；
“好孩子，让爸爸吃饱，好出去挣钱。”
父亲把稀菜粥还给了母亲说：
“先给孩子们吃吧。”
父亲捧着头坐在桌子旁边；落下辛酸的眼泪。
母亲低声下气地应付那些催命债主，还要哄孩子们。大哥被送进萍矿医院学医，那里管吃不给钱。二哥急得没法，饿着肚子跑到大街上，挤在人堆里听大鼓书。
这一年，我十二岁，看见家里这样子，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饿，我要靠劳动解除饥饿的威胁。
萍乡煤矿四面环绕着高山，在矿区东北的深山丛林里，丰富的煤藏快接近地面。人工开采的小煤窑，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这深山里。
土窑完全靠人工采煤。窑主们随使挑个地方，挖一个斜洞，就算是煤窑，工人出进连腰也伸不直，像狗一样爬进去挖煤，又像狗，一样把煤从容里拖出来。窑顶常常倒塌，压死人。窑主害怕工人不下窑，在洞口摆个泥菩萨，挂上一块写着“确保平安”的木牌，天天烧香上供，迷糊工人。
从山里往外运煤，也同样靠人工，挑脚的把煤一担一一担地送到车站。许多穷孩子都去挑脚，卖力挣钱，我也打算挑煤去。
我去找从小在一起玩的小赵商量，想叫他带我去。小赵歪着脑袋，把我友看右看，笑了笑说；
“得了吧！你也挑得动煤？像个瘦猴子，不要让扁担把你压扁了！”
“我的力气大得很，不信，咱俩比比看！”
“比什么！你要去就去吧，明天早点起来。”
“今晚不睡也可以，明天我去找你！”
要挑煤半夜就得动身。家里没有灯笼，我跑到电机房，找了些用过的油棉纱，在机器上擦了点机器油，绑在木头棍子上，准备点着照路。
母亲知道我要去挑煤，心里不忍，可是又不愿意眼看着孩子挨饿，只是不声不响地爬起来，送我到门口外面。我约上小赵，匆匆忙忙走了。
我们爬过几座山，穿过几处树林，赶到了挑煤的地方。哪知来得太早，小煤窑办事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两扇门关得紧紧的。里面的人都在睡觉，也没有灯光。只有密口上泥菩萨面前的残香，闪着微弱的火星。
屋檐底下有两张方桌，是窑上开票记账用的，我看天不亮，就睡在桌上。睡得正香，忽然向下一跌，好像掉进一个无底洞，摔得浑身疼。原来桌子被人抽掉，矿上的办事人来开磅称煤了。
我爬起来揉揉胳膊，心想：出门做工真不容易，穷人到哪里都要受欺侮。
我很想多挑一些，试了试，挑不动，又去掉一点。矿上办事人不耐烦地说：
“你要不挑就算了，别找麻烦！”
我赌气挑上就走。
我挑着煤赶路，一开头还跟得上人家，走出一二里就渐渐赶不上了。扁担把肩膀压得生疼，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移到左肩，换来移去，左右都吃不住劲了，只好歇一歇。哪知挑东西走路，越歇越想歇，越歇越觉得担子重。不一会又要爬山。这山连一条路也没有，那些人趟出来的小路，光溜溜，跟滑板一样，一步三滑，肩上的煤筐来回晃荡，像是甩秋千，直到中午才爬上山头，解开衫子一看，肩也肿了，皮也破了。
我鼓起勇气，挑着往前走。一不留神，被石头绊了脚，一个跟头栽倒在半山腰，胳膊和腿擦破好几道伤口，煤炭也撒了一地。眼看太阳落山，挑煤的人早走远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荒山上，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就是挑到地方，收煤站也收秤关门了。怎么办？
红肿的肩头跟滚水烫过一样疼，腿上的伤口不住流血，只好挑着两只空筐子回家。
一进门，我一头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饥饿和疲劳完全征服了我。母亲走过来轻声问道：
“孩子，你怎么啦？”
我只简单地说，煤炭没挑到站，都扔在半山腰了。母亲含着眼泪给我打来洗脚水，我怕她看见碰破的伤口又要难过，不肯下地，向母亲说：
“妈妈，不耍紧，我明天还去挑。”
“你吃过饭吗？”
“我不饿。”
第二天一早，喝了一碗野菜粥，又翻过高山去挑炭。扁担一压上红肿的肩头，头上就直冒冷汗，我想应该趁力气还没使尽的时候，多起几步路，免得磨到天黑又误了事，就咬紧牙，两脚不停，一直把这担炭挑到了车站。
冬天，大雪盖遍了安源山，暴风裹着团团碎雪，裹着煤屑，搅得天昏地暗。饥寒把许多矿工驱赶进深山野注，父亲推着沉重的独轮车，儿子拖着绳子在前边拉。雪地上踏出了一条黑色的路。有时不留心，腿陷进雪堆；有时被暴风—卷，连人带车从山腰一直滚到山底。……
我挑着箩筐，从早到晚，夹在人堆里奔走。身上穿一件破棉袄，拦腰拴一根草绳，赤脚穿着草鞋，脚被碎冰块割成一道道血口子。山路又滑，走一步，身子不住乱颤，等赶到地方，煤也快丢光了。像这样累得半死不活，一天也难挑满一担煤。不能白受这份罪，得找别的门道了。
去锅炉房拣煤渣，一担炭可以卖十多个铜元，有的人一通夜能拣五六担。我觉得比挑煤合算，就找了一个旧畚箕去拣炭渣。
天—黑，我把畚箕往背上一挂，趁警察不注意，钻进了锅炉房。那里摆着一排锅炉，好像是一队听候命令的兵士。工人们不时打开炉门，举起钢铲，一铲又一铲地把煤投进那火光熊熊的炉膛里，煤炭立时变得像稀泥一样柔软，不一会就闪起淡兰色的火苗来。工人们不时发出吆喝声，给自己助威。
烧锅炉的工人，要在晚上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