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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什么，请坐请坐！……”
“我们能等，恐怕大家等不得！你没看见外面吗？”
“啊啊……”
正义在我们这边，经理们到底屈服了。惨案发生以后，《新华日报》发表言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武汉的一些工厂也行动起来，支持我们的斗争。在广大爱国人民的压力下，他们答应发给全矿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安家费，死者由矿上埋葬，另外发给抚恤费；伤者由矿上医治。警察局长也受了撤职处分。
这个事件戳破了国民党抗战的假面目。也教育了工人，谁是真正跟他们站在—起的。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煤矿，许多矿工拿起武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队。罢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放出风声，要追查“肇事人”。正好我受压迫也受够了。决心离开矿山，投奔新四军。
黄昏，我奔往码头，搭上开往汉口的轮船。我迎风站在甲板上，长久地看着矿山——养育过我，磨炼过我的地方，在那里，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想起也许要永远跟它分别，心里不免又浮起眷恋的感情。
鸡头山远了，前面是新的斗争！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我们的工厂
我路过武汉到萍乡去，准备参加新四军。
这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鬼子已占领鄂北一带，汉口成了一座死城，街头店铺都关了门，饿狗窜来窜去找寻食物，倒在路旁的重伤兵呻吟着，呼唤“救命”。周围不时传来爆炸声，入夜，大火冲天，遮没了一天星斗。
我穿过瓦砾堵积的街道，走到长江通洞庭湖的港汊，搭上一条难民船。仓里有十几个人，都是老弱妇孺。船刚开动，敌机就追来低飞扫射，木船只好隐蔽在岸边柳树底下，直到黄昏，才得开动。
第二天下午，船到洞庭湖口，下雨了，天上地下，迷迷茫茫。我冒着雨赶到岳州，搭上南下的难民车。车是敞篷，大人孩子在泥水里泡着，冻得直抖。我把大衣顶在头上，不一会就湿透了，浑身是水。车刚出站，敌机又追来了，机车呼吃呼吃喘着气，拖着漫长的列车，疯狂地向前奔驰。
晚上，车到长沙。遍地是残砖乱瓦，烧得焦黑的墙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铁轨炸得像一团乱麻，有几节车厢都烧光了，只剩下一副骨架，歪歪扭扭地倒在一边，车轮旁边还有一个烧焦的婴孩尸体。
我在废墟里站了好久，心里非常沉重。忽然汽笛响了，开往江西的火车蠕蠕爬动，我踏着枕木碎石，向前追赶。把行李卷先抛到车上，抓住车厢门口的小梯子跳了上去。车上又是难民！到处都是难民，到处都是惶惑的眼睛。听着病人的呻吟，听着孩子的啼哭，听到母亲的叹息，我的心几乎要炸开。祖国在苦难中，人民在苦难中。再不拿起武器，真白活了！
在车轮的单调而迟钝的轰隆声中，不知道过了多少站，我总嫌车子开得太慢。……终于，到了度过我童年时代的萍乡。我摸摸口袋，只有几个铜元，才想起自己两天没有吃饭。
矿山也是满目凄凉。歪斜的门框结上了蛛网，黄鼠狼在倒坍的房舍里安下了家，窑前长满一蓬蓬枯黄的蒿草。煤井早已停工。国民党只知道逃跑，哪管人民的死活！
我见到了久别的母亲，见到了妹妹。离别一年多，母亲显得更苍老。她听说我要去前方，难过得哭起来。
“你们弟兄几个的翅膀都硬了，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吧！”她一边抹着眼泪埋怨，一边帮助收拾行李。
当晚，早先跟我一起做工的吴昆，带着两个人跑来了。
“我不干了，咱们一块走！”吴昆说着，就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你看，帐都算了，正好做路费。”
我们四个人，扛着简单的行李卷，离开了萍乡，坐上火车，一直往东。这一带离战线还很远，敌机偶而来盘旋一阵。车行两天两夜，才到南昌。
我们找到新四军办事处。同志们听说我们是煤矿工人，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忙着给我们打水洗脸，倒茶端饭。当天，我们穿上了军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衣裳了——这是革命战士的衣裳呀！
不久，我们到皖南云岭。
这是一个小山城，新四军军司令部就驻在这里。深夜里，可以听见低沉的炮声。一种迫近战斗的喜悦，一种对火热生活的渴望，弄得我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早晨起来，不是收拾鞋子，就是摆弄袜子，把那简单的行李卷，捆了又捆，包了又包，只等通知，就出发到前线去。那时候，我们住在招待所，每天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还发香烟抽。大家等得有点儿着急了，他们三人推我去找司令部的同志请求分配任务。
“好同志，赶快发枪吧！”
“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哩。你们去造枪不更好吗？”
那个同志搬过来一张椅子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现在新四军的武器很不够，又不好，有的同志还在用鸟枪、土铳打仗。他说：
“你们都是机器工人，一定能学会造枪的。你们多造些枪，对革命不是更有好处吗？”
一个工人懂得一枚螺丝钉有多大意义，他们是从生活中懂得的。螺丝钉虽然小，可是少了它，机器就不能正常地运转。既然工作十分需要，就不能凭个人的感情用事，造枪拿枪一样是为革命，用不着讨价还价了。我说：
“好！快些分配吧。”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被派到了军司令部修械所。
修械所在黄山东北一百多里的一个小山村里。这里有一百多户人家，居民靠砍柴、烧炭、采茶为生，也种一点儿山田。周围都是高山大岭。岭上岭下两种气候，山顶落雨，山下天晴。黄昏时站在峰顶，月亮像是从山谷里爬出来，似乎一伸手，天上的星星也摸得着。
所长跟我们作了简短的谈话，分配我们去修枪。我们也巴不得一步跨进车间，站在机器旁边工作。所长笑着说：
“好吧，你们先到工厂去看看！”
我们走进一所普通农家的小院子，只见墙角搭起高高的茅草棚子，那就是锻工间，里边有两座用土筑起的锻铁炉，两个木风箱，一个铁砧子。北屋正中间摆着宽大的工作台，紧靠着台子，埋了几根粗树桩，每个树桩上安一部老虎钳，桌上摆满了锤子、锉刀、钻头一类零星工具。靠窗户旁边的木桩上，安了两把手摇钻。对面是枪托修理间，只有些普通木工用的简单工具。一切都很简单，找不到任何—部机器。我们四个人楞住了。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工厂啊！
我们正要扭头往回走，在工作台那边干活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连忙放下锉刀，笑嘻嘻地跑过来：
“我叫罗克绳。所长说你们没有修过枪，要我来帮助你们。不过我也不怎么会，咱们一起研究吧！”
这个年轻的小组长，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他领我们到库房里抬出一捆破步枪，这是前方才送来的，大多数残缺不全，需要安装新零件。步枪的种类很多，我们连名字都说不上。罗克绳—枝一枝拿起来介绍：这是德国的老套简，这是日本的三八式，这是国民党的汉阳造，……世界上所有的步抢种类，这里几乎全有。因为，我们的队伍主要靠夺取敌人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内战，却得到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援助。最后，我们发现了一枝奇怪的步枪，枪简特别粗，没有来复线①，没有枪栓，也没有标尺和准星。罗克绳说：这是以前红军使用的武器，本来是农民打猎的鸟枪，也跟着主人来到了队伍里。
罗克绳的老虎钳靠近我。他把步枪零件一件件拆开，又—件件安上，给我讲零件的名称和作用。怕记不住，每讲一遍，还再三问记住没有。
我照他讲的背一遍，又做给他看。直到完全没有错误，他才高兴地说：
“很好很好，就是这样。”
在短短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修理各种枪枝，制造各种步枪的零件。虽然这里一切都很简陋，但是，它比大冶的大矿山，比武汉的近代化工厂还要可爱。因为这是我们工人自己的。
在这以前，我们什么时候，对什么东西能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河流、土地、矿山、机械、铁路，……所有一切，都不是我们的。它们被少数人霸占着，我们都受少数人的奴役。只有今天，在革命队伍里，我们工人才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
星期四上午举行实弹射击，检查修好的枪枝。
大家忙着领了子弹，把修好的步枪抬到山沟里，向山脚下射击，罗克绳忙着进行检查。顿时山脚下掀起阵阵的黄土，枪声响彻了山谷。吓得那些麻雀吱吱叫喊，满天乱飞。
我拿起了自己修理过的步枪，一枝又一枝地射击。忽然一枝土造枪的枪管爆炸了，我的左手正托在枪管下面，手掌和手指被震得变成青色，指缝里流出紫色的血。
罗克绳赶忙跑来，扶着我走回宿舍，所长带着医生随后赶来，替我敷药包伤，同志们也都跑来看我。
傍晚，同志们上课去了。我躺在床上，想起白天的事故，心里还有些庆幸。幸亏这枝枪没有出厂，不然，在前方的战士手里爆炸，那该多糟糕啊！
第二天，左手的疼痛轻了许多。我走近工作台，拿起锉刀。罗克绳抓着我的肩膀说：
“等伤口好了再干吧？”
“前天你砸破手指还工作，我受点伤就叫休息，这太不公道了！”
他不回答什么，笑着把我推出车间。
罗克绳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并肩工作，床铺也并排摆着。早晨在一个桌子上自修，晚间在一个桌子上听课。我们在空闲时候，也常常沿着小径，到溪边散步。他的刚毅沉着，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总是把最困难的工作留给自己，从来不叫苦。他诚恳谦虚，关怀别人。他又是那样单纯，就像一池清水，清可见底。他对我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甚至使我在不知不觉中摹仿他的一举一动。后来我们作过一次谈话，我就更了解他也更尊敬他了。
一天傍晚，罗克绳和我到溪边去洗衣服。那里早有一群村子里的大嫂子和姑娘们跪在地上捶洗着，她们唱着小调，笑着闹着。我们怕暴露目标，只得远远躲开。如果被发觉了，她们连问也不问，就把衣服夺过去洗。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眼尖手快的缴获了战利品，就洋洋得意；下手慢的就噘着嘴，说有“偏心”。弄得我们同志又要道谢，又要陪不是。每次洗衣服都偷偷摸摸，瞒过她们的眼睛。
我俩绕了一个圈，走到上流去，找了一个水深的地方，把衣服泡起来，背着夕阳坐在水边的石头上。罗克绳一边用手搅着水，一边问我：
“这里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样样得会。你过得惯吗？”
“怎么过不惯！这是我们的革命生活呀！”
“一个战士不仅要会打仗，会工作，还要会生活。你看我还会做针线哩。”
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针线，又找到一块鹅卵石，把袜底衬上补起来。这个年轻人的一双手，一上一下，熟练得很，使我想起了母亲为我缝补时的情景。半晌，我忍不住问道：
“你从小在家里学会的吗？”
“我没有家。”
“你的父母呢？”
“都牺牲了。”
“唔！”我惊异地望着他。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