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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温晚年，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了，这两派军阀之间征战不休，因此，朱温对手握兵权者很不放心，对一批曾与李克用有过关系的人也不放心，张全义就是他要杀掉的目标之一。张全义采取的自救措施还是献忠心，把洛阳的财力以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出来，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的战争，这才使朱温稍稍气平。后来，张全义又派自己的妻子去宫中为自己说情，这才打动了朱温，朱温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做媳妇，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经过反复的战争，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勋终于打败了后梁，于923年建立了后唐政权。李存勖早就知道张全义多年替朱温操办军需品，十分恼恨，想把他全家杀掉。张全义也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早就做好了准备。张全义准备了上千匹好马，送给李存勋的刘皇后，请她帮忙说话，自己又上表请罪，乞求哀怜，并表示愿替他治理洛阳，李存勖觉得他还有用，就赦免了他。后来，张全义又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的忠心，李存勖的许多活动的必需品都由他圆满地置办起来，弄得李存勋十分高兴。他这种善于体贴巴结的做法竟然打动了刘皇后，要拜他为义父。就这样，李存勖仍让张全义做了河南尹，还任他为中书令，封为齐王，又做了李存勖的岳父，张全义又在新朝站稳了脚根。
后唐庄宗李存勖荒淫无耻，且不善治国，只知重用武夫和名门士族出身的人，不知重用文人和有才能的庶族出身的人，因而很快衰败下去。在李存勖的晚年，他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逐渐变得很大，大有取代李存勖之势。恰在这时，赵在礼于魏州发动叛乱，张全义为了巴结李嗣源，就极力推荐他去平定魏州之乱。张全义的用意是很明确的，李嗣源一旦领兵出征，就会得到两条好处，一是树立威信；二是手握重兵，对将来篡夺帝位是很有利的，如果李嗣源真的当了皇帝。自己岂不又成了新朝的大功臣。但没有想到李嗣源到了魏州，并非与赵在礼打仗，而是与之联手，共同进攻李存勋，这一下可把这个推荐人吓坏了。张全义恐怕李存勋杀掉他，日夜忧惧，连饭也吃不下去。没过几天就病饿而死。就在这时，李存勖也被部下杀死了。 三、拍马细无声 拍马像玫瑰，虽然有成功的美丽，但美丽中却带刺。
拍马是一种兵法，也是一种战术。但不需要舞枪弄刀，金革铁马“随风潜入夜”，要做到“不显山，不露水”。 1．“忠诚”是最有效的拍马术 当领导的最痛恨部下的不忠，因为在领导看来，不忠，不仅是使他的权力受到损害，更是对他威严的轻蔑，所以，从来没有一个被领导视为“不忠”的部下，会得到提拔重用的，所以在领导面前树立“忠诚”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深诣拍马之道的势力小人，尽管他们看中的领导的权势，而没有一个是真正忠于领导的，但其所作所为，却是以“忠诚”的面目出现的，而大大满足了领导对“威严”的需要，因而得宠。
杀人魔王戴笠对上司蒋老头子的“忠诚”在国民党高官要员中是出了名的，他从不拂逆老头子的心意，事事处处维护老头子领袖的尊严，而使老关子欢心不已，以至视戴笠为他的左右臂，戴笠摔死时，老头子竟然痛哭流通。可见戴笠在蒋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
戴笠在发迹前，曾经以冒险拦车迭情报的方式来表达对蒋介石的忠诚。他负责军统局后，更是竭尽全力为蒋尽忠，他在军统内部发行的《家风》卷首上题着：“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他常常以此勉励部属，教育学生、标榜自己。
戴笠讨蒋欢心的办法很多，连称呼都用尽了心机。他称蒋介石为“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但在不同的场合却使用不同的称呼，而且很有分寸，决不令人听了不快。例如，同与自己平行地位的人讲话时称“老头子”；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说即称“校长”；在纪念周的大会上，就称“领袖”。为了表示对蒋的尊敬和亲切，军统局所有用他的名义送给蒋介石的报告，一律称蒋为“校座”，而自己称学生。一些特别重要的情报，再忙也要亲自书写。以示慎重。
复兴社成立那年，蒋介石看到一本《墨索里尼传记》，自己读过后，交给贺衷寒、郑介民、戴笠等人相继传看。号称复兴社“十三太保”的戴笠、胡宗南等人，领会到蒋交读此书，“绝不是事出无因的事”，便集议会商，一致拥护蒋介石为复兴社的最高领袖，提出用复兴社改造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国。因此，复兴社成立特力处时，戴笠被指定为处长。
军统局成立不久，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在重庆召开。戴笠被蒋介石定为“中央委员”。当蒋找他谈话时，他慌忙报告说：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蒋一听非常奇怪：“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人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戴笠回答说：“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限，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听了非常高兴，立刻挥笔写了一张纸条：“蒋中正介绍戴雨农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他接过纸条，坚决推辞说：“愿终身做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中央高位请让给其他老大哥。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光荣。”后来，国民党召开六大时，蒋介石又圈定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的还有郑介民、唐纵。他再次坚辞不二，而且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人，邀请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唐二人拉选票。郑介民当选后，对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
西安事变爆发的那一大，戴笠收到军统西安站的来电后，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表示要“冒死”去“救”蒋介石。随后，找特务专家余乐醒相商“救策”，他哭丧着脸说：“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何部长主张立即讨伐；宋院长和夫人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余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人西安，再想办法。”郑介民等人主张打，戴笠说：“打吗？一打就难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吗？”
1936年12月21日，宋美龄、宋子文乘专机前往西安，随行者除瑞纳德顾问，就只有戴笠一人。临行前，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利。股长以上人员，涕泪交流他说，此去凶多吉少，要和委员长共生死，并带了两支左轮手枪，上满于弹。到西安一见到蒋介石，即扑通跪在地上，抱脚痛哭，大骂自己没有尽到保卫校长之责。不几天，他从西安回来，便把此行与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孙中山蒙难相比，抬高自己的身价。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一书中，用蒋介石的语气，表扬了戴笠。他即引为不世之荣，以后一谈起此事，就说：“冒死而去，呈祥而归。”
戴笠善于混世，他深知在蒋介石跟前得宠，会受到其他人的忌妒，因此，搞好与其他权贵的关系非常重要。
为了巴结宋子文，戴笠在宋子文家派了一个便衣分队，保护这位“国舅”，宋子文非常非常高兴。他还知道宋子文不爱看中文字的公文，便用英文摘要后呈送，宋子文一看非常满意。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的实际人数，比正规编制增加一倍多，庞大的超支无从报销。全靠宋子文帮忙，他们从美国购进印钞机，大量印刷敌伪的各种假钞票，以此贿赂汉奸，购买军火，黄金等。
对孔祥熙，戴笠也想尽办法巴结。起初孔祥熙看不起戴笠，戴笠就想办法让孔高兴。孔有自己的卫士，可是每逢孔家举行宴会，舞会时，他都主动派特务去警戒。凡孔家抓送去的人，不管有没有不轨行为，都不由分说扣押起来。这样二人关系密切起来。后来，孔祥熙还推荐戴笠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该部战时货运局局长，从而插手财界。他立即委派军统特务充任河南、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省的缉私处长，以及界首货运分处处长，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控制豫、陕、甘、川五省的“八阵图”。戴笠还与汤恩伯合伙，进行走私活动，捞取大量钱财。
戴笠与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如程潜、杜幸明、傅作义、宋希濂、曾扩情、周至柔、李惟果、林可胜、宋子良等人的关系也很深。
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很不错，军统内部的有些问题，他也找胡宗南商量。有关胡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他都要亲自处理：非报蒋介石的问题，他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样，胡宗南每次见蒋介石，要谈什么重要问题，也找戴笠商量一番，军统要扩建，胡从人员到装备，全力支持。在私人生活上，两人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每次从西安到重庆，总是爱住在戴笠的公馆里。有一次，胡到重庆，戴外出了，毛人凤就叫沈醉去招待，并叮嘱把戴所用的、吃的都拿出来。沈知道戴笠有时非常小气，特别是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随便让人动用的。毛人凤看出沈的心事，便说：“对胡宗南，戴笠比对自己的兄弟亲得多，一定要和戴笠一样招待。”胡住在戴笠公馆，就同住在自家一样，几乎天天请客。
胡宗南有统治国家“舍我其谁”的报负，一心要造成黄埔系，自己做穿黄褂的头，接蒋介石的班，曾鼓励戴笠设法控制政治、经济部门，多准备人才，以待将来“平分天下”。但胡又很明白，与自己相争的对手，一个是老牌的何应钦，一个是后起的少壮派陈诚。上海《字林西报》曾预测蒋介石的接班人，也是按何、陈、胡的顺序排列的。汤恩伯也想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戴笠很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便为胡、汤当牵线人。
戴笠经约定胡、汤在洛阳会面。戴笠带着文强等随从自穴寺提早出发，胡、汤于洛阳动身，先后在龙门大桥会合。他命文强陪着胡、汤先到石窟休息。自己带着两个卫士爬到香山白家的最高处，四面了望一“下，才赶到石窟。胡笑着对他说：“用不着一步一岗，五步一哨。”
戴笠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
汤恩伯接上话头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
在石窟，胡、戴、汤结成了三角同盟。
正因为戴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国民党内部，看不起他的人不少，但对他恨之人骨的人并不多，而且不少国民党要人还要靠他办事，不敢得罪他。 2．利用上司的宠信整倒对手 宋朝阎文应是开封人，因他善于见风使舵，不断升迁，到仁宗时，已升至内副都知。经过详细的了解，阎文应终于知道吕夷简遭免是郭皇后所致，于是，两人合谋，想寻找时机废掉郭皇后。
吕夷简事先做的铺垫工作果然有成效。经过一番活动，仁宗觉得吕夷简为自己的母亲的葬礼出了力，也算为自己争了一些面子，就又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