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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六个月之后，一个老妇人，特罗塔小姐，在离医院只有一英里远的她的杂货商店里受到攻击。攻击她的人是突然狂暴起来的。“他必定是患癫狂症的。”她来到时说。她认识他，是的，他的名字叫罗利，24岁，住在医院附近，在一家农场工作。他因患癫痫大发作，1940年从军队退役回家。他常常戴一顶有尖顶的铁路工人帽。
索普一听到这件事，马上就去阿里西问罗利，上面那案子中的护士穆丽尔·埃默莉被杀死的那天晚上他到哪里去了。开始，罗利否认以前会见过穆丽尔，后来才坦白。
他说当她在日光下步行回医院时，他在路上拦住了她，用一块木头将穆丽尔击倒在地。他说他以后愿意指给索普等看他抛放尸体的小山谷——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以证实他自己的罪行。
“我杀了她。”罗利说，“我用一块很厚的木块打击她……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使我这样做……，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但我却无法控制自己。”
三个月后，在贝德福巡回审判中认定他有罪，但他也确是一个精神病人。而那个被怀疑的士兵只是“去看太阳下山”，就差点被判了罪！但也许是他干的呢？那晚上他究竟干什么去了？
罗丝·阿达·罗宾逊于1943年11月28日夜里被人扼死在扑茨茅斯她的卧室里。她不是年青妇女，而是一个63岁的寡妇，住在“约翰·巴利康”小酒店楼上并持有该店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她为什么被杀的道理。不幸的是她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习惯，每天晚上她都清点抽屉，并将营业收入放进两个大手提袋里。同样，大家也很清楚，自从这个港口被轰炸以来，她就再也不让这个手提袋离开过她。她死的那天晚上，袋子里大概装有450英镑。早晨当警察进入她的卧室时，发现手提袋是空的。罗宾逊夫人死在地板上。我看见她的尸体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当时推算她死了七到八小时，半夜2点至3点钟时邻居曾被吵醒证实这一估计是正确的。
警察发现底层的窗门被打烂，窗钩被扭曲，后门门闩拉开，没有锁。由此，他们正确地推断抢劫者是从窗户进来，而由后门出去的。没有留下指纹，在窗台上发现一个小的带断线的黑色钮扣。
在卧室，遮光窗帘很可能是在罗宾逊夫人试图开窗求援时拉掉的。很明显，她的头先撞在窗台上，然后被向后、向下拉。根据她的损伤，我认为当她躺在地板上时凶手或是跪着或是骑在她身上将她扼死的。指痕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喉头右边有一处很深的挫伤，很可能是拇指压迫所致，在另一侧有排成一直线的三处较轻的挫伤。用的是右手，横跨达4英寸。压痕旁边没有直接有关的指甲印痕，颈部却有几处抓伤，可能是罗宾逊夫人挣扎时，企图扯开攻击者的手时所造成的。虽然她已年迈而且心脏十分衰弱，但她肯定作过抵抗。
这就是我能告诉警察的一切。虽然警察在建筑物前后搜查，除了一颗普通的茄克衫钮扣之外，没有找到入侵者的任何痕迹。所有已知道的当地的罪犯都被质询过，证明与此案无关。这个案件未能解决又被搁在一边。
大约在凶杀案发生一个月后，两个便衣警察抓住一个老犯人，他在伦敦的滑铁卢路一间咖啡馆正想出售一双偷来的鞋。“我正在因为远比这严重得多的事受到通缉，”这个人告诉警察，“伦敦警察厅要通缉我，现在我是站在活板门上了。”警察让他说，“我很高兴你们把我抓来，这会给你们带来好处的。”在警车里，他将一个银质雪茄烟盒给警察，“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圣诞节。”他们来到肯宁顿路警察局，“哎，我很高兴到这里来，我已经在地狱里过了三个星期。我整个一生都是一个孬种，我将结束我的生命。对于我干那些蠢事的一刹那，我感到很遗憾。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睡过了觉。这使我很痛苦。那个可怜的老女人，她的心脏一定是很衰弱的。”
有人问他的名字，“哈罗德·洛凡斯。”他说出他的住址，哭了起来。“我干了许多事情，”他继续说：“上星期在斯阿尔边斯，我将一个妇女缚到床上，用手电筒敲她的脑袋，抢走她的钱财。从她那里抢得一个雪茄烟盒和其他财物。我在艾迪瓦尔·来尔山作过案，在其他我记不起来的地方也作过案。我知道这是我的末日。”他停了一停，然后突然说：“我要说14天前我在汉普郡干了一件凶杀案。”
警察在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要摆脱它才能安心。我是想阻止她叫喊，但我无意杀死这个女人。你知道女人的尖叫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一切都在折磨着我。自从在扑茨茅斯作了那个大案，在那啤酒店我掐死了那个老妇人，抢得了许多钱以后，为了在思想上摆脱它，我每天都在作案。”
当他被扑茨茅斯警察带走后，他作了一个比较准确的交代：“在后面的房子里，我看见一个妇女……，我用右手箍住她的喉咙……有两个手提袋装满了钱……。”
他的大衣没有钮扣，没法与窗台上发现的那一个进行比较。但将他的衣服送到首都警察实验室，发现了他去过犯罪现场的一些事实：他的长筒靴上有一条大麻纤维，很可能来自罗宾逊夫人的垫席；一条绿色的羊毛；与另一张垫席相吻合的一条纤维；一条羽毛与罗宾逊夫人的鸭绒被子的那些羽毛相似。在他的茄克衫袖口里还有一丝血迹，是几星期以前的。
有一件事使警察感到很苦恼，“他的右手没有手指，”警察告诉我。
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他仍有四个半指，或四只残指。用医学术语来说，他失去了每个手指末端两块指骨的大部分。他的拇指是完整的。
“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甲印痕，”我说，“他的手伸开后仍可达到4英寸长，而且手的残指会比完全的手指力气更大。当然，如果这个老女人躺在地板上，他只需要将其身体的重量加在手上就可将她掐死。”
1944年3月在温彻斯特举行审判时，关于这一点他的辩护人并没有对我提出质询。＇奇‘书‘网‘整。理提。供＇
然而洛凡斯的律师，约翰·莫德却想诱我上他的圈套。他充满自信用最夸张的语气开始对我说“现在，大夫，如果我可以的话，”（好象他不可以似的），“我打算引证《格雷氏解剖学》。当然，你是很熟悉格雷的吧？”
我很谨慎地回答：“我熟悉其中的某些部分，但没有一个人可望全面熟悉这本巨大的解剖学经典著作。”
“很好，”莫德说，他稍微克制了一点，“我打算引证手指蚓状肌的起点和止点——大夫，你是不是这样说的，到达手指的蚓状肌，在第……页。”
我认为这一次我可能会给难住了，因为他可能会问我《格雷氏解剖学》中小号铅字印刷的内容，而我不可能都熟悉所有这些内容。他就会因为我缺乏这些不重要的琐事方面的知识趁机让我出丑。但我灵机一动，有了一个逃过去的办法。就在前一天，我从邮局收到一本新版《格雷氏解剖学》。当我还是学生时，就曾为这本著名的教科书作了几个解利标本的图解说明。因此每出版一次新版本，仍然免费赠送一本给我。这是一本新书样本，还没有在书店出售。
“我可以知道你从哪一版本引证的内容吗？”我问。
“当然，大夫，”莫德说，充满自信，“这是第28版。”
“啊：很抱撤！”我说，努力装得若无其事，那是一本过时的版本。”
“啊！”审判官说，“在法庭上，我不能允许引证过时的教科书。”我得救了——只是因为多了一天。
当洛凡斯作证时，他否认是自己供认的，说这些都是警察捏造的。莫德拿出一张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王牌，由四个证人组成，外围还有一个私人侦探小组，这个小组郑重保证在凶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洛凡斯在伦敦瓦林大街地下铁道车站月台上过夜，这个地方是空袭时的掩蔽所。他们都确认他那畸形的手，不会错。
皇家律师卡斯韦尔（起诉人）不能驳倒这些证据。当然警察也没有时间去核对洛凡斯是否不在犯罪现场。最后陪审团意见不一，法官宣布以后复审。
两个星期以后，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重新开庭。警察已经收集到驳斥洛凡斯不在犯罪现场的一些证据，但法官不承认它，坚持认为这些证据应该在初审中提出。另方面除了莫德对我的意见提出质疑，认为洛凡斯那畸形的手不能扼死罗宾逊夫人之外，审判还是照老样子进行。
莫德还以另一张王牌进行新的辩护，他以最引人注目的姿态宣布“叫伯纳德·斯皮尔珀里先生出来”，声音就象宴会主持人宣布一个伟人进来一样。
天哪！斯皮尔珀里要在这个案件中干什么呢？他既没有看见死尸，也没有做通常带权威性的尸解，更没有要求到我的实验室来检查科学和医学的证据。他能说些什么呢？
他说他去过布里斯顿监狱，要求洛凡斯握紧他的手，并且用他最大的力量来握。可以想象得到洛凡斯会怎么做的。面临着要负扼死人的罪责，要他给这个伟大的法医学家表演掐扼受害者时有多大的力气。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斯皮尔珀里说的，他接受的握手是软弱无力的。这位伟人却说：
“我并不相信他能用这样一只手扼死任何人。”
卡斯韦尔枉费心机想使斯皮尔珀里承认他的判断有错误的可能，他提出，被告的手当时很可能比作案时出的力气小得多。这位伟人是不是受骗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斯皮尔珀里轻蔑地说。
斯皮尔珀里正处于伟大生涯和整个生命的末期。他当时是个病人，律师和警察都知道他那巨大的威力正开始衰退。但是，作为一个证人，他仍然象以往那样具有说服力，对于陪审团来说，他的声望的魔力仍然是非常巨大的。洛凡斯被宣布无罪。
在洛凡斯案件审判的幕后，我和斯皮尔珀里之间有一次特殊的摩擦，这很能说明问题。他在走廊里踱来踱去，陷于沉思时我遇见了他。
“我发现在你的报告中事实和观点很难分开来。”他说，“你应该把两者分开。”
我觉察到他因为站在“错误的一边”而烦恼，他过去实在很少帮助过被告。
“但是，斯皮尔珀里先生，”我开始说。
“不，现在不要来打扰我，我被牵连进去了。”他用表示反对的手势打断我的讲话。
那个老囚犯真的欺骗了这位伟大的法医病理学家，对于这个具有明星般的仪表的人，我的形象不过是一个新手罢了。他是否受到其他更具私人目的的动机所驱使？在刑事案中，他从没有抱怨过我出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这类案子，他具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对我有所不满他才介入这件事。这是一次“糟糕”的行为，实在不象是他干出来的。他应该认识到，在他有生之年，他凌驾于我们大家的上面，远远超出任何年青的法医病理学家能对他提出怀疑的地位。他对我或任何同事都谈得很少，谁也不知道他在这个案件中戏剧性地出现的道理。
这个案件有两个很显著的后果。
当洛凡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走出法庭时，他马上落入了等候着他的警察的手中，这个警察拘留了他，因为他在圣阿尔本斯作了案子。在那里，他曾用那“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