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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后来，审判以从容不迫的速度进行。当然被告不准保释。
检察当局断言，在蚊帐外面、国王身边发现的那支手枪——是国王自己的所有物——不是杀他的凶器。布特被说成是开枪以后把枪放在那里的人，很可能是愚笨地企图使人看起来象自杀。
1949年1月，我再次被邀请会商这个案子。这一次是由曼谷大学的奈盎森大夫前来邀请。他是第一调查小组的法医病理学家，他在伦敦逗留9天，给我提供了第一手补充资料。这些资料更加加强了我原先的观点。血迹的位置和弹头的地点证明当他被枪击时，他的头肯定是搁在枕头上的。在进一步的报告里我还指出：如用比较显微镜检查，很易证明从被褥上发现的弹头和从地板上拣到的弹壳是否是从国王尸体旁发现的手枪里发射出来的。但这个检查没做。
奈盎森大夫问我是否愿意出庭作证。我说我要呈请外交部批准，外交部又要得到内政部的同意，保证我能受政府官方的委派（我是“内政部的顾问”）。奈盎森大夫说他认为我会在4月中旬被请去曼谷。但是在3月，每个人都感到惊奇，普利迪和瓦查拉查从中国坐船上到湄南河，企图在曼谷夺取政权。他们占领了电台，但被珀尔元帅的军队很快控制了叛乱。普利迪和瓦查拉查再次失踪。审判因两个被告的辩护律师被杀而延期。奈盎森大夫在信中告诉我，在8、9月之前不大会传唤医学证据。“审判时间很长，使人厌烦沉闷，”他写道，“一个证人可以被问一个星期。整个案件可能要拖一年。”这些都是有倾向性的拖延战术。
9月，奈盎森再次写信给我，当时被告已被监护了将近二年。“每隔一周开庭一次，每次持续三整天。”科学部长作证说，在国王身边发现的手枪在枪击发生前起码有一周时间没有发射过子弹。他还说他的实验室没有装备必要的仪器设备来检查我所提议的弹头和弹壳是否与手枪相配。然而一个警官说：弹头和弹壳肯定与手枪相配。警察当局的其他“专家”宣称，被褥上发现的弹头不可能是穿过国王头部的弹头，“因为弹头通过头部时撞击颅骨，必定会变形，而这颗弹头却没有变形”。这些专家还进一步考虑肌肉痉挛，说弹头经过脑中某些部位刺激脑组织会引起肌肉痉挛。这一点是比较中肯的，因为发现国王死时好象在睡觉，而没有由于痉挛所致的扭弯或紧握武器。这样，辩论就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我估计到明年才会轮到我们作证”奈盎森写道。他有东方人的耐性。
几周以后，两个辩护律师被捕，指控他们犯叛国罪。剩下两个律师，一个辞职，仅留下一个年青的但却是可敬畏的被告律师费特·内辛克拉。案件接近结束时，查里奥的女儿也参加，她刚刚毕业。
最后传唤医学证据。由15名参加调查委员会所属的辅助委员会医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摆明国王是被杀的观点，但不无担忧。“由于这个国家政治方面的一些危机，不能肯定这一次审判会继续下去，”奈盎森写信给我说，“如果组成一个新政府，审判的面貌可能改变。我们这些证实这一弑君罪的医生还不知道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正期待在某个早晨醒来时有一次军事政变；此外，外界的侵略任何时候都可能到来。”他劝我“暂时”打开我的旅行箱，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劝告。
泰国既没有发生政变也没有遭受侵略。1950年1月，作了医学证据的结论，我个人没有到场。跟着有许多更为详尽的证据。在被告开始辩护之前，又是一个夏天来到了。这三个被告举出证据否认在这一事件中有同谋关系。内·切特在被告席中处境最糟，部分是因为开枪时他在王宫里的奇怪原因，部分是因为他宣告“国王开枪打死自己。”审判最后在1951华6月结束，从开始以来共经二年又九个月。五万字的判词中法庭裁决国王亚奈达被刺，但没有证实查里奥有罪，两个侍从中没有一个会开枪打死国王。但他们裁决内·切特参与犯罪活动。“对查理奥和布特的指控被驳回。因此命令将两个被告无罪释放。”
内·切特不服上诉，而检察当局却上诉抗议判查里奥和布特无罪。又经过15个月的审议后，上诉法庭在持续14小时的判决中驳回内·切特的上诉，也判布特有罪。
最后上诉到最高法庭，考虑了10个多月，然后宣判查里奥有罪。四个月后，当这三个人坐了将近六年牢后，查里奥、内·切特、布特被判处死刑。
由于没有能够到曼谷去，我感到很遗憾。但我有一个美丽的、雕上王宫的银质雪茄烟盒，作为纪念我在这个案件中的工作。它由费拉费尼克少将在伦敦“代表国王”授与我。
（伍新尧 郭景元）
14．可以写进教科书里的凶杀案
我那本简明的学生教科书《法医学》大部分是在战争期间喧闹之夜写的。第一版在1947年由艾华德·亚诺尔德公司出版。打那以后曾修订和再版过多次。它使我获得了皇家外科协会的斯威尼奖，在全世界交了许多新朋友。“我不认识您，”一封信或一位来自遥远国家的客人说，“但我很欣赏您的书，我很高兴见到您。”接着又接待另一个外宾。
这本书得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的热情欢迎，那时他还在爱丁堡，虽然我的书影响了他自己那本著名的教科书的销路。后来他将号称法医学“圣经”的《泰勒氏法医学理论和实践》的主编职位交给我。在这以前，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都是他肩负这重任，并获得了重大的成功。我在法医学领域的成长过程中，西德尼·密斯爵士对我象是一个父亲。
我自己一个非常有趣的，足以在泰勒那本书中赢得一席位置的案件发生于1947年12月。一具男性尸体被发现在一条浅河里。我将他的胃内容物送到首都警察实验室作常规检查。霍尔登大夫发现了砂粒，与我在河床里取来的标本一致。但我已经说过这个男人不是被淹死而是在死后至少一天才被扔到河里的。
可以理解，警察对实验室的报告感到发愁。河砂只能靠吞咽过程到达胃里，死人是不会有吞咽动作的。关于浸水的时间，我会不会搞错？
我回答说，当然我或许会错。但在这一案件，我认为我没错。皮肤浸软的程度还不严重，因此我认为尸体在被发现之前不可能浸泡18至24小时以上。同时，考虑到当地条件和季节，我认为这个人必定死了至少有二或三天的时间。
我的第二个假设很快就得到证实。警察的调查证明他死了二天半。但没有找到证据支持我的第一个看法，即死者被抛到河里之前，至少已经死了一天半。
死者叫威廉·比西特，7l岁。他和一个吉普赛人乔·史密斯在斯乐福的科克酒店喝酒度过最后一个黄昏。酒店关门以后，他们一起步行出来，一直走到晚上。第二天有人报告比西特失踪了。第三天警察询问史密斯。起先他说他们在路岔口分手，比西特在前面，向丘奇大街他的家走去，而史密斯自己回去河对岸的吉普赛营地。那天黄昏，史密斯被拘留，便改变了说法。他说比西特醉鬼似地跌跃撞撞，倒在他身上，他就打了他，将他打倒在地，并让他留在那里。后来史密斯又作了第三次供词。他说在他用拳猛击比西特的嘴巴之后，抢走了他的金表和表链以及大约30英镑。但这一次史密斯说他看着老人走开，没让他躺在那里。史密斯还说他将表和链藏在吉普赛营地旁边，便带警察去那个地点。第二天破晓时，警察搜查了营地及周围地区。在营地的一间小屋，他们发现一个柳条箱的底部放着一条裤腿卷起的前皇家空军服长裤，膝部以下都潮湿而且沾有血迹。史密斯承认这条裤子是他的，且在比西特失踪那天晚上穿着它。几分钟后警察发现一个麻袋，装有比西特的大衣、茄克衫和长裤，很马虎地理在离小河几码远的地方，在吉普赛营地这侧。最后他们找到比西特的尸体，仰卧着，一半泡在水里，但口鼻并没有触到水。他穿着衬衣和长衬裤，衬裤的裤里朝外，反转拉下到他的脚上。这种手段是大家熟悉的吉普赛凶犯用来阻止被抢劫者在后面追赶和起来叫喊的一个花招。
比西特不是被淹死的。他吞咽过，但没有吸入水，也没有窒息现象。头和胸部有七处损伤，象是很重的拳击。最重的一处伤在左眼，这一拳将他的头向后推，引起颈椎骨折脱位：“断颈”。脑膜还有轻度出血。这些损伤很严重，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致死。而根据下述事实，我可以测定大概时间，因为死者咽下的血液已经到达小肠的起端——在胃空虚时这种生活现象要15到20分钟。腕部和手部有小的“防卫性”挫伤和擦伤显示比西特曾试图自卫。抓在他手里的毛发与史密斯的吻合。在他大腿和小腿下面的擦伤显示死后被架着手臂或肩胛拖了一段距离。
史密斯停止了供词，但警察还有一些问题。前皇家空军服长裤上的血迹证实是B型血，与比西特的相同，而史密斯本人的血型为A型。但是为什么当时水深只过踝，而裤子却湿到膝部呢？为什么比西特的外衣被脱下藏在吉普赛营地里呢？史密斯说他脱下比西特的长裤是因为“不想让他到警察局去”，但又说比西特很可能是自己脱掉大衣和茄克衫。搏斗发生在什么地方？比西特死后被扔到水里之前这期间，尸体藏在哪里？
当实验室的“爆炸新闻”到来时，警察还在试图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实验室的结果意味着浸水先于死亡。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比西特或许根本就不是凶杀，而仅仅是暴力抢劫，此后可能摇摇晃晃跌落水中意外死亡，在断气之前吞了水。虽然这不是真实的，辩护律师却可能进行争辩。但他不能穿着拖在脚上的衬裤步行；颈椎的脱位会压迫脊髓，导致手足瘫痪；如果他的腿没被拖拉，也不会有拖擦伤。由于我坚持在浸水之前他已经死了至少24小时，那么，就必须设法解释胃中的砂粒。
也许史密斯或别的人在搏斗以后从河流打水给比西特喝，试图救活他？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没有旁证来支持。
会不会在搏斗时比西特掉进水流中，在吞了一大口水后苏醒过来？但那样他的大衣、茄克衫和长裤（全都干燥）搏斗前要全都脱下来，这是不可能的。
会不会比西特被带往吉普赛营地藏匿，在横过河流时意外地掉进去？啊！这似乎更加有理。搏斗以后受了重伤，但还没死，比西特可能被史密斯拖走，也许还有一、二个朋友，将他的外衣脱掉。史密斯也喝了酒，在涉水时也可能跌跤，这样比西特便跌下水去，被再次举起之前呛了水；是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史密斯的长裤为何湿到膝盖。在营地藏了一天半后，尸体可能被拖入河流里：在营地与河流之间荆棘丛生，正是这种东西可造成大腿和小腿的拖擦伤。
实验室关于胃中有砂粒的报告不但没有破坏我的原始解剖所见，反而正好填补了重建该案中的一个缺口。虽然提出过罪犯不在现场的辩护，史密斯仍被及时地判决犯凶杀罪。
这一时期另一案件也可以直接进入泰勒这本书。受害者也是一个老人，88岁，叫弗里曼·李夫人，一个律师的寡妇。她住在梅登希德一座有17个房间的红砖结构的大厦中达40年之久。由于日益加重的虚弱、年老和行为古怪，以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