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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扭人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自然老师扭人的部位却让人羞于启齿，或者是以股沟为一直线，距离直线小于等于五公分的任意一点；或者是以**为圆心，以指长为半径画一圆圈内的任意一点。
自然老师家里是种西瓜的，我们对他的报复手段是偷他家的西瓜。我们的报复很有原则：扭我几下子偷你家几个西瓜。
如果说自然老师对学生的惩罚算是下流的话，班主任语文老师则只能用卑鄙俩字来形容。
班主任是个女人，或许因为觉得扭人算是一种变相的xing骚扰，她打人的时候，会让你站在二十公分左右的讲台下面，趴下，双手按在讲台上以维持身体的平衡，撅起屁股，然后她会抄起一个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武器，打你屁股。
男人嘛！屁股挨打算得了什么？这么大的面积上都说不准有没有一天痛觉神经通过。不过，可恨的是，也许是担心屁股的弹性指数过大而伤着自己，班主任的落棍点一般都是屁股上方的盆骨，偶尔也有打在椎骨上的时候，我只能说：“哥们，恭喜您，您中奖啦！”
相对于前面两位老师，数学老师的手段就显得光明磊落，他的手法是打人手心，并且从不打我们的右手，以免帮助我们制造不按时完成作业的理由。所以，当一个同学不小心摔了左手缠上绷带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感觉是羡慕。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我们对数学老师的打手心忍无可忍的时候，那就无须再忍了。放学之后，我们就会把数学老师的儿子－－－－孙亮堵在教室内殴打一番，经常都是打他手心。
在那个家长笃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至理名言，老师视“严师出高徒”为金科玉律的时代，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我们都有一种走进集中营的感觉。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上音乐课的时候。
音乐老师是一个老太太，或许是音乐课程可有可无，或许是饱经沧桑的人舒展一下自己的拳脚有点儿力不从心，她从不打骂我们。也许只有在上音乐课的时候，才能略微抚平一下残酷老师的铁血政策对我们的小小心灵造成的创伤。
为艺术而献身的人，往往都很有诗意，当看到一只燕子飞过的时候，她会教我们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当天气渐渐凉了的时候，她会带我们寻找春天：“春天在哪里啊，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幸福的花园里……”；
当她心情高兴，精神焕发的时候，她会教我们唱：“一二三四五啊，上山打老虎啊……”；
不过，老太太的主打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经常摇的我们如痴如睡。
虽然作为孩子的我们更喜欢的歌曲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但是由于曾经有两个同学去河里捉鱼，手段不是很高明，一不小心被鱼反捉，学校规定禁止孩子在河边行走，所以这首歌也自然地被老师列为禁曲。
第一章 小学篇（2）
尽管学校和家长千方百计的阻挠，其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孩子总是贪玩的。面对老师的疯狂扫荡，学生们俨然成了“地下工作者”。
教室地面是用砖铺成的，我们经常把砖抠开，把弹弓，玻璃球，沙包等被学校和家庭所不容的东西，放在里面。当然我们不会放在自己的位子下面，毕竟担心人赃俱获的危险，我们一般都放在女生的座位下面。
有时女生的铅笔掉在砖缝里面，大多数时候都是被男生争先恐后的帮忙捡起来，偶尔发现下面的东西，老师虽然勃然大怒，但也搞不清楚拿谁开刀，顶多在教师里吼上几嗓子：“这是谁的？啊？坦白从宽啊！”看看有没有胆小者相信他的鬼话。
切，兄弟们，不鸟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数学出奇的好，我后来想，估计可能也许是我爸爸是开小卖部的，我在家没事就拿着算盘玩小九九的缘故。
我的成绩直线上升，也因此告别了韭菜饺子。成绩好了，老师当然对你刮目相看，四年级的时候，我成了一班之长。不过我并没多大威风，因为班长并不是老师之下，学生之上的人物，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孙栋。由于他比我官大，所以他经常欺负我。孙栋家里是弹棉花的，估计和秤打交道的时候比较多，所以他的数学也很好。
五年级的时候，我，孙栋和孙亮（数学老师的儿子）三个人参加了市里的数学竞赛。老师对我们三人特别训练，在别人放学的时候，我们却还在忙碌的做题。
孙亮的数学并不怎么好，老师让他和我两个在一块，我想主要是为了沾点儿我两个的数学灵气。但是，孙亮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口才很好。所以我们三个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和孙栋总是在听着他夸夸其谈，结果当然是老师揪着我们两个的耳朵，而孙亮却在旁边幸灾乐祸。
孙栋过的也不怎么的舒服，他也怕班上的一个人——刘强，因为刘强有一个在初中混的倍儿叼的哥哥。
虽然我，孙栋和刘强三个内部有矛盾，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欺负别的同学，同学们也是敢怒不敢言。官大一品压死人啊！
引起众怒的人当然不会有好的下场。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停电了。自习的时候，班里点上了蜡烛。班主任扔了一句：我今天晚上要开会去！走了。
班主任前脚走出去，教室里就炸开了锅。
刘强喜欢恶作剧，右手摸着一个男生的脑袋，不时的还敲两下；估计是想看一下到底熟没熟透；左手扯了一个女生的辫子；
孙栋喜欢研究点儿新鲜东西，他现在正在蜡烛旁边研究打火机的构造；
我比较喜欢享受，我把脚放在桌子上，闭上眼睛休息，旁边的两个同学在为我摇扇子。
其余的同学，有的正在挨虐，剩下的正在等着挨虐。
突然，听到“轰”的一声，我睁眼一看，原来是孙栋的打火机爆炸了。这下可把前面的一个女生整惨了，好好的披肩发，几乎成了“毛寸”。
孙栋看着桌子上正在燃烧的课本若有所悟的说：“果然不愧是打火机！”接着，桌子底下一踢前面“毛寸”的屁股，说：“把你的课本拿过来！”
“毛寸”接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身为班长的我，说：“再哭把剩下的那点儿也烧了！”因为我很讨厌看到女生哭，女生一哭，我觉得就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果然，窗外一个人影在外面停留了一下，接着幽灵般出现在教室的讲台上。仔细一看，原来是班主任回来也。
班主任问：“李伟，你身为班长，教室里为什么会这么乱？”
我立即站起来说：“也许是同学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声音过大了点儿，我一定会提醒他们以后注意！”
班主任说：“我刚才在外面听的好像不是这回事！”
我想了一下说：“也许有个别的不学习的人，说话声音更大了点！”
班主任说：“那就得把这些个别的人找出来。”
我说：“我一定好好的找，仔细的找！”
班主任说：“这事，就不用你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说：“老师，您刚开完会，还是先回家休息吧！这点儿小事，我会处理的！”
班主任说：“我累不累，不用你操心！现在，所有的同学，找一张纸，把今天晚上表现最坏的人写下来，然后交给我！大家尽管写，不用写上自己的名字。”
“毛寸”插了一句：“可不可以写两个人？”
估计当时至少有两个人要活活掐死她，我也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老师下次去开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毛寸”烧成“秃驴”。
班主任说：“可以！”
我的心里巴凉巴凉的，硬着头皮说：“这样不太好吧！有的同学恐怕会公报私仇，胡乱的写……”
话没说完，班主任说：“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我略带枯涩地说：“老师英明！”
第二天早上，投票结果出现在了黑板上。正中两个大字：“坏蛋”。下面是六个人的名字。
我们班有37个人，刘强以35票的绝对优势，名列第一位。后来刘强问我和孙栋：“你们两谁写的我？”
两人异口同声：“我没写！”
刘强摸了摸脑袋，说：“不会吧！昨天是不是蛋晕了，以为选班干部呢，把自己写了一票啊！”
两人异口同声：“极有可能！”
排名第二的是孙栋34票。放学后，孙栋拉着我和刘强的手，非得让我两个去他家吃饭。
排名第三的是我33票。因为我同桌在写的时候，我一直在死死的盯着他。
第四和第五的是我和孙栋的同桌。估计是由于“近墨者黑”的缘故。
刘强是单桌，所以没拉一个人下水。
最后一个人是“毛寸”3票。
老师把前面五个叫到了后面，让我们罚站，并且让我们站着的时候一根腿着地，一根腿抬起来。老师给了“毛寸”一个木棒，抬着的腿一着地，我们就要挨打一下。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毛寸”也是坏蛋，却让她看着我们罚站？“毛寸”在接过木棒的时候，说：“舅舅，中午我妈让你去我家吃饭！”
我于是就什么都明白了。
第一章 小学篇（3）
我们那每隔五天会有一个：“集”。到了“集”，每个村子卖东西的都会去我们那里摆摊，我们都说是去“赶集”。由于我家是通向“集”的必经之地，所以我和姐姐到了“集”就会在家门口用碗摆茶水卖，再举块牌子“五分钱一碗”。后来由于大家都自带了暖壶，所以我和姐姐就下岗了。
一年的最后一个集，我们叫它“花花集”，那时候集上的人挤的紧贴着，走都走不动，所以小偷也比较喜欢赶集。
记得有一次，一个不知道哪个村的野孩子，在偷东西的时候，正好被正在收税的公务人员抓个正着。那次我看见了，人民警察两根手指头就把小孩按在那里，小孩吓的直哆嗦。第二天市里的报纸出现了醒目的大标题：**镇公安人员大展警威，勇斗歹徒，实为警察之楷模。
每到“花花集”，我都会和几个小孩，去看卖鞭炮的，但从来不会买，因为家里经常教育我们：傻蛋放鞭炮，灵的听响。
卖鞭炮的是在一块很大的空地方，为了证明自己家的鞭炮是响的，他们会一挂接一挂的在自己的车上放。有一家的鞭炮估计因为放的不够响，有意的点燃了整个车上的鞭炮，遗憾的是哥们下车的速度慢了点儿，不过他回家快多了，一辆平日里罕见的‘120’送走了他。从那以后，大空地上再也没有了卖鞭炮的。
我很喜欢赶集。除了我喜欢热闹以外，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我曾经在集上拣到过一个钱包。自那以后，我走路的时候总是盯着路上看。由于走路用眼过度，我早早的在四年级就戴上了眼镜。
我属牛的，2007－1985=22了，回想过去的22个年头，有16个年头是在学校度过的，说寒窗苦读二十余载你也许会吐，但是做板凳如坐针毡二十余年确实一点儿也不为过。
虽然学生不是傻子，就是呆子，偶尔会有几个楞子，但是学校也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在学校里，大多数学生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有三种学生不咋地受欢迎，也可以说是不合群。那就是家里倍儿富的学生；学习倍儿好的学生；和老师走的倍儿近的学生更是众矢之的。
无可否认，这三种学生都是幸运儿，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的天平上，在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