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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一只斗败的小公鸡似的，无精打采往回走。走到巷口，就看见周玉晶从外面走进来。我没有显出特别的兴奋，用了跟平淡的朋友见面时的语气招呼了，没有热情。周玉晶从装出来的冷漠里透出些惊诧，我走到她的身边，“周玉晶，难道爱有那么多的条件吗？”
我没有听周玉晶的回答，脚下的步子按照正常的速度迈动。走到街上，城市夜间的香气浮动着，噪杂的喧闹在渐渐冷却。
我走出了很远，才想起我的主要任务，这些附属的东西无论怎样沉重，都重不过我对周玉晶的爱。我回过头去，看见周玉晶刚刚才转过去的背影。我的喉咙一阵发紧，“雪儿。”
我的声音还没传出去，周玉晶就跑起来，肩一耸一耸的不平衡。我跑过去，就看见她家的门关上了，留了一地的黑暗堆在门前。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身边总有一只蚊子嗡嗡地鸣叫。我坐起身子，去拍打了几次，它都从我的手掌下逃脱了。蚊子飞翔的声音萦绕着我，我对周玉晶母亲那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是关系，二是房子，三是钱。三个问题都如三座大山压着我，我反复对比着三座大山中哪一座要稍轻一些，更容易完成一些。
在周母的三个问题中，当务之急是把周玉晶从小站上调回小城。我寻找了所有可能的关系，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迷迷糊糊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第二天早上去上班，我的眼睛浮肿着，精神很疲惫。刚到车间，主任把我喊到办公室，对我说，“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学习班。”
路局的文联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在电报上，我看到我们这个地区去参加学习的还有车务段的一个人。去往铁路局的火车上，我就留心起这位与我同样的文学爱好者。
这个人叫蒋发，是个矮矮的胖子。因为都是文学爱好者的关系，两人都感觉有些亲近。在车上找好各自的铺位后，就坐在一起，说点文学的旧事新情，说着说着，就对文学爱好者这个称谓有些感叹。
“文学爱好者，这个词在十多年前的九十年代初，都还是一个好词，我那时在小站上班，就借着这个称谓和文学书籍在孤寂的小站度日，感觉心里的理想主义味很浓，总感觉有追求。”
“现在不一样了，你要说你是文学爱好者，可能会有一多半的人嘲笑你，有嘲笑你土的，有嘲笑你古的，有嘲笑你变态的。”
“你看看，时代进步得太快了，快得我们都跟不上了，连文学爱好者都被人丢到垃圾堆了。哎，到底是文学累了，还是这些人退步了？”
我想起蒋发是周玉晶她们那个段的，就问他是不是认得到周玉晶。他摇了摇头，没听说过。我又问他在哪个小站上班，他说他不在小站，而是在小城里。我就很羡慕他，说我的女朋友在小站上班，很辛苦。他点着头说是的，是的。
火车行进在夜色朦胧的高原上，车窗外的山勾出浅淡迷蒙的曲线，象一只被瞌睡虫折磨的眼睛，欲闭还睁。
很快，列车员就关了灯，我们俩躺在上下的铺位上，听着哐哐噹噹的声音进入了梦乡。
到了培训班，我和蒋发住在一起。蒋发说他睡觉爱打鼾，要是我不习惯就换个房间睡。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学习班，心情有些紧张，说话做事就有些拘谨。而其它的人不一样，散淡得很。
蒋发把包一放，就约了几个人出去散步。他叫上我一起，五个人就沿着宾馆外的一条街走，一边走就一边聊天。从话语中可以听出，他们都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彼此的问讯，淡淡的述说都轻松自然。
我是谁，他们是谁，都不甚关心，我就随在他们的身后，光带了耳朵，合拍了脚步，在小街的店铺前慢慢地走。
走得有些远了，有人提议回去吧，大家回转了身，往回走。小街很干净，也很僻静，街上跑过的汽车很少，从街边的屋子里，偶尔跑出一个推自行车的少年，推着车莽撞地穿过我们慌忙躲避出的缝隙。街边的人家里，种了各种花草，正是秋天，金桂、月桂、四季桂随处都能从那些小院里露出来，散漫着郁郁的桂花香。桂花的香味，很自然的会让人生出一种愁绪，一种无端的对远方爱人的伤感，我想起了周玉晶，她此时在家里与她的母亲对坐，还是在小站冷漠的小屋内枯坐？
在那里只上了三天的课，实际上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课，很开放的讲坐形式，请的几个稍有些名气的作家，天马行空的讲。
我知道，最不能学的就是文学。那些把文学归纳出理论来，把写作总结出技巧来，照着那些理论或技巧来写，可能都写不出什么优秀的文学作品。
我坐在靠后的位置上，注意去听每一个人的发言，这些发言更多的是在说一种感受。因为都是从基层来的写作者，他们说的苦与乐我都经受过，听来特别的亲切。
我觉得能参加这样的学习班，开阔了自已的眼界，交结了一些朋友。我把这种感受对蒋发说了，他呵呵笑着，“在所有这些会议、培训班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来参加这种活动。一点都不需要动脑筋，也不用真正需要学什么东西，我身体、心态全都放松，是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度过这几天的。”
放松了的蒋发，晚上的鼾声是狂放而激情四射的。他的鼾声比在火车上听到的列车过隧洞更欢畅，呼噜噜高上去，又呜啦啦降下来。
这鼾声对我的心脏是沉重的压迫，我的心被挤压得失了氧气，急促地供血不足似的喘动。
我睡不着，爬起来看书，或者写一篇习作，当成学习班的作业上交。蒋发打着鼾，倏然停下来，他睁开眼睛，醒过来，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我的鼾声太大，你睡不着？”
“不是，我习惯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写东西，这个时候有灵感。”
匆匆几天就结束了，我和蒋发一起回到我们工作的小城。在我们分别的时候，蒋发把他的手机和办公电话告诉了我，“我们都在一个地区，以后多联系。”我听了很感动，也把我的手机和办公电话告诉了他。
从学习班上回来几个星期了，我继续陷在周母那三个问题的罗网里，我反复掂量着我的“本钱”。我不敢打电话给周玉晶，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有深深的失望，我是没有能力去爱一个女孩的，我什么也不能给予她的情况下，爱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叮铃铃”，桌子上暗红色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抓起电话来，“喂”了一声。
“江军，恭喜你呀。”我懵了，这是谁呀，恭喜什么呀，“我是蒋发呀，我看见你写的一篇文章，在我们局里办的杂志上发表了。”
我的心咚咚的跳了一阵，我想起了蒋发，也想起了在他鼾声里写出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变成了铅字，被许多人阅读着，我的心嗵嗵地跳动着。
我说起话来有些结巴了，连连对着电话里的蒋发说谢谢。蒋发说了他对我那篇文章的感受，有好的地方，也有他认为不理想的地方。
电话结束了，我还久久的陷在那种莫名的欢欣里，我写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变成铅字的文字。但心里还是有不满意，我的理想，应该是远高于在一本内部杂志上发表一篇豆腐块文字。我想写出厚厚的小说，让成千上万的人来读，来评价我，说我的好或者说我的坏。路很漫长，似乎我并走不通那样的一条路，我在欣喜里竟渐渐生出些悲观来。
下班回到宿舍，一个人来敲我的门，我开门一看，门外站了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人。“你是江军？”我点了一下头，“我住在单身楼前面那栋家属楼里，蒋主席叫我顺路给你带一本杂志来”。
说着就递过来一本暂新的杂志，我小心地捧在手中，请来人进屋里去坐一坐。那人笑着拒绝了我，“不用了，我还有别的事。再见吧。”走下楼去，他的身影被楼道转角给遮掩了。
我捧着书走进屋去，张准备翻开书页看时，突然想起，那人口中称呼的“蒋主席”，是谁呀？我跑到窗口，往楼下一看，看见那个人走从楼道里匆匆走出来。
“哎，大哥，你说的蒋主席是谁呀？”
“蒋主席？蒋主席你不知道吗？”三楼下的声音传上来就有些散，我努力用耳朵把它们聚拢。“他是我们段的工会主席蒋发呀，他不是跟你一起去铁路局参加培训班的嘛？”
我恍然大悟似的“哦”了一声，那人看到了我的嘴形，猜出了我的“哦”声，走了。
翻开书页，里面不仅有我的一篇文章，也有蒋发的一篇，写得很淡雅，是关于对小站回忆的。
我没有认真看书，我激动地跑到周玉晶家，急急的敲响了周玉晶家那灰黑的木门。周玉晶的母亲开了门。
“伯母，我也许有机会帮周玉晶调回小城来。”
第十五节
十五
周玉晶高兴地问我，“你认识蒋发？”
我说，“认识。”
“熟吗？”
“不知道算不算得上熟！我们参加过同一个培训班，在一个房间里住过，也许还能说得上话。”
“不过没关系，只要认识就有可能。”
周玉晶准备了礼品，叫我提着去他家。我们俩走在夜幕轻合的街上，尽量躲开路灯的亮光，悄然走在暗处。很久没看见周玉晶了，我不时拿眼睛去看她，她并不理我，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话，要想对周玉晶说，可零乱的言词象一堆散沙，怎么也聚合不到一起来。
“最近好吗？”
“我打了一件毛衣，但打得不好，我又拆了。”
“下班回来，还去跳舞吗？”
“不跳了，没兴趣。我想看看书，但书上的蚂蚁字太难了，一进眼睛就变成了瞌睡虫。”
“雪儿，我是爱你的，你明白吗？”
“叫我周玉晶吧。”声音冷冷的，象来自很远的地方。
走到蒋发家楼下，我们站在楼下的树荫里，看着蒋发家那扇挂着浅绿色窗帘的窗户上静静的灯光，我心里有些漾动。周玉晶推了我一下，“我在屋外等你”。
敲开了蒋发家厚重的防盗门，一个中年的妇女开了门，“你找谁？”我想这可能就是蒋发的妻子，“阿姨，我找蒋主席。”
“他不在家。”蒋发妻子那双精明的眼睛看了我手中提的东西一眼，就准备关上门，我的心凉成了一块冰。
＇文＇这时从屋内传出一个声音，“是江军老弟啊，快进来坐。”我又被这声“江军老弟”唤进了温暖的屋内。
＇人＇我迟迟疑疑走进门去，脸红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手里提的东西。蒋发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书＇“来，坐过来。”我走过去，白晃晃的日光灯亮出了我手里提的东西，我感觉被手掌要被手里所提的东西烫得冒出烟来了。
＇屋＇“蒋主席，我……我只是想……那天那本书……我想说声谢谢，我就想来看看……也不知该买点什么……”
我的脸一直红着，把手里提的东西放在茶几上，歪了半边屁股坐在他家的椅子上。“来看看好，但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蒋发的妻子泡了一杯茶，端了过来，然后在靠窗的沙发上坐下，专注地看电视。我吹了吹浮在杯子面上的茶叶，吞了小小的一口水，这口水很热，烫得嘴皮有些木，但这口水没能稳定我慌乱的心。
蒋发并没有看出我的紧张，很随意地说着我们一起在铁路局参加培训班的生活，说着铁路局内一些基层文学爱好者的趣事逸闻，也说了一些关于这些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