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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盛和的注册地点在重庆市蔡家组团同兴工业园区的6号2幢。附近的业主说，他们对这个公司毫无印象。盛和在重庆完全是“空白”，无实质性投资项目，连在114 都没有登记，完全不符其在哈尔滨出手就将其他富豪Kill Over的风范。而盛和建设成立于2009年8月7日，投资方中方一栏赫然为空白，外方则是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8000万美元，其中外方注册资本就有5000万美元。
必须经过这些冗长的叙述，然后还要追溯到《商务周刊》2006年9月的一期，我们才能找到究竟是谁如此豪气：高登国际董事“包括”大连实德的徐明，报道将之形容为“徐明商业帝国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技巧”之一。后来，大连实德方面负责媒体的刘仁铁勉强说：“盛和建设，是大连实德的股东之一。”
实际上，当年高登国际注册成立，里面有一长串足球界熟悉的名字：董事和股东包括徐明、陈春国、徐斌和隋信敏，财务总监为现任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副总裁的姜岩。
这是徐明最新的故事。
然而，在实德足球最早期的版本里，我们才能闻到徐明同样彪悍的气息。
1999年，实德集团斥资1600万元人股万达俱乐部。当时就连媒体都不了解底细，记者在写稿时，也经常忘掉在大连万达队的后面还要加上“实德”。许多人都认为中国足球又多了一个“冤大头”，实德集团只是一个不懂足球的局外人。一年后，实德集团出资1。2亿买断了万达俱乐部的所有股权，正式入主大连足球，并在当年为大连夺回了联赛冠军。实德足球元年，据称为集团带来效益：省了4000万元的广告支出，俱乐部还为实德集团带来了7000万的超值宣传效应。
当时转让合同书显示，大连实德集团只付出了5000万元现金，其余“通过实德集团指定的承贷单位承担万达集团在建设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来支付”。除了甲A的“壳”，万达足球队1至4队现有全体队员，5000平方米的足球训练中心，5000平方米的中山区荣盛街32号足球产品专卖商场……全部归实德所有。
这时的徐明妙招迭出，开中国足坛先河，从喀麦隆买断了18名少年，把他们正式作为实德队的梯队来培养。2002年2月20日，在位中间人的牵线下，徐明来到成都和杨肇基见面，迅速完成了对四川全兴俱乐部的收购。他以3800万买下了蒲江足球基地，400万超低价格拿到了全兴俱乐部和球队。徐明很得意地说：“收购万达的时候和王健林谈了5分钟，和全兴的谈判长一点，10分钟。”徐明的闪电战，使晚到一天的健力宝代表失算了。理论上他比对手还要早到几天，甚至去了一次峨眉山，然后再回成都谈正事。
此后的故事便是人所共知的“造系”； G7革命。此时的徐明通过足球在各地展开其他项目，同时以他惯有的精明，看到了足球“规模化”的可能。有人说，徐明这样做就是要系统地打假球。至少在他收编四川足球后，冠城和实德的比赛从来都没有产生过平局。也就是说，要么实德让四川赢，后者冲超；要么实德赢，要夺冠，一分都没有“浪费”。这是从高端操作的“假球”。
2004年足协杯淘汰赛，当汪嵩在大连打进两球，帮助冠城淘汰实德时，看台上的林乐丰面色铁青，他和隋信敏提前离场。那一年实德联赛无望，本来希望足协杯夺冠，但这个计划却遭遇内部的“意外”。2004年，实德的“四川总督”徐弘不满集团对四川冠城日渐减少的投人，个人无法施展在足球行业的抱负，就此告别实德系。冠城意外击败实德，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章节。
徐明花费了如此大力气建立起的实德系，居然还没有按平来自内部的问题，匪夷所思。据悉，徐明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作为“系主任”，他连盘口、上盘下盘都不懂，但这些问题应该不需要他操心。
“母队”大连实德同样发生过一些问题球，徐明的做法就是视其情节给予惩戒。比如，四川冠城和赛德隆，在扮演锻炼大连年轻球员角色的同时，也充当实德下放球员的惩戒所。当时有传说是，作为实德和国家队双料中后卫的张耀坤，实际上是因为下球下到了老板的朋友手里。
无人证实这些传说，但实德下放球员的惩戒性比较明显。当年实德系盛极一时，徐明摩下有大连实德、四川冠城、四川金鹰、上海中邦、大连长波、辽宁中誉和沈阳金德数位成员。一度，如果实德队内部有球员犯事（甚至买球被管理人员发现），只要没有到开除的地步，都会被发配在低级别的俱乐部去“历练”。G7革命失败，徐明一句“实德系己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影响极大。2008年，硕果仅存的实德队最后时刻仍在保级。
如果你要把这理解为徐明对足球心灰意冷，就有点太片面了。2009年8月31日晚，西安浐灞开发区书记王军进入贵宾室时，徐明和浐灞宝荣俱乐部的真正幕后老板戴永革正在交谈。江湖传闻，正是因为徐明牵线，此前举棋不定的朱广沪才落定陕西。
这一年的大连实德队主教练是徐弘。曾经“反出实德系”的徐弘，和再次暗地在足球圈内串联的徐明，让大连足球浮想联翩。
》》》裁判，足球通灵者
主裁判黄钢的数次重大错判，严重影响了比赛进程与结果，客队被深深激怒了，怒发冲冠的客队主教练斯科拉里留下著名的祖咒：“中国队永远永远打不进世界杯！”
中超裁判比德国世界杯裁判更权威？是的，按照中国足协提供的2009上半赛季的数据，场均漏判0。05次；而2006年世界杯64场比赛场均0。14次。但是，这改变不了中国裁判行业的现状。有好事者最近试图通过研究裁判的座车、住宅来分析他们的“效益”，但在裁判行业异乎寻常的“坚壁清野”下，一无所获。
裁判的收入账，明面只看到这些：中超主裁判一场可获津贴1600元，助理裁判和比赛监督的津贴则分别为1000元、800元。中超共计有30轮比赛，几乎没有哪位主裁判能够吹满30场。即便轮轮不落，一年下来津贴最多只有48000元。差旅费按规定，每天的伙食标准200元，住宿标准则为250元。在此基础上加上本职工作（一般裁判都有自己的工作，比如体育教师），裁判的收人应该算不上高。
但是，裁判是很多俱乐部的工作重心。发展到极盛时期，不少裁判定期从一些俱乐部获得定额“津贴”，而一旦什么时候使上了力气，还会得到额外奖金。龚建平案后，裁判界的不正之风渐弱，但此风并未彻底消失。圈内人士透露，在目前曝光的扫黑比赛中，可能也有裁判问题。一位北方俱乐部官员甚至说：“给裁判红包，就和患者家属给医生红包一个道理。给了不一定指望你吹赢我们，但不给心里总是不踏实。”有些大俱乐部甚至让退休的国际裁判成为自己的顾问，虽然和现役裁判没有关系，但裁判界的事情，顾问也可以施加一定影响。
当年，李书福对裁判员意见相当大。他说：“说搞裁判关系，我开始以为只要一起喝喝酒，或者给个几千元也就行了。但是他们的口张得很大，几万、几十万的要。”他提醒，抓裁判的把柄很简单，“只要看看裁判的收人与他们的住房、用车是否相符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他的一些同行建议，不仅要看裁判本人的这些，还要视其家属。
2009赛季，执教重庆的荷兰人哈恩掏出钞票向裁判挥舞，也可以理解为对这一群体“隐收人”的关注。
裁判界是很神秘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很科幻的故事：俱乐部可以预知自己的教练会被罚上看台。
2009年5月2日，申花客场打北京国安。最后时刻，申花队的外援罗迪克最后时刻进球被判无效，申花方面在多次查看录像后认为，这个球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录像也可以反映这是一个错判。随后，他们持录像向中超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于是，申花领队郭光琪特意跑到北京询问结果，裁委会答复：现在忙着全运会，比赛录像没时间看。
在本赛季前段召开的裁判发布会中，足协官员承认，中超前几轮有重大误判，当记者追问受益者是谁时，官员颇为尴尬地回答：北京。
但对申花队来说，更奇妙的事情还在后头。客场打杭州，郭光琪居然在赛前得到可靠消息：贾秀全将被罚上看台。直到今天为止，他仍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但能够给出这样消息的人，除了裁委会或足协的核心官员，实在也想不出还有谁了。听到这样的预告，老板朱骏将信将疑，他说：“我可以输一场比赛，但是不能输一个赛季。”因此，朱骏决定亲自压阵以免意外。赛前下午7点，郭光琪给足协发了传真，申请让朱骏以翻译的身份报名，坐在教练席上。但是足协表示，因朱骏身份“特殊”要研究一下。比赛打了二十多分钟，贾秀全果然被罚上了看台！
当时的过程是这样的：对一次判罚，贾秀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质问边裁：“你没有跑到位，人还差5米，能这样判吗？”按照贾秀全的理解，主裁判最多给他黄牌警告，没想到主裁判直接给他一张红牌。就在这一瞬间，郭光琪赛前得到的线报得到了验证。朱骏感觉事态严重，中场休息时，他给足协有关领导打了电话：“我二年来没开口求过你们，但是今天我不下去，真的要出事了。”
足协领导这时才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将罗迪克进球吹为无效的，就是这场将贾秀全罚上看台的张雷。
故事未完，一周之后的中超，申花客场挑战长沙金德。领队郭光琪再次在赛前得到线报：裁判肯定要让申花输球！赛前郭光琪打了一圈电话给足协相关领导，进行汇报。上峰回话说，鉴于申花提供的情况，足协会特别关注本场比赛，并关照当值裁判组力求公正。结果，申花真的输掉了比赛，赛后，申花方面就裁判对比赛中的三个疑似点球不予判罚提出上诉。
本赛季北京的夺冠，一度被朱骏认定为是“内定”。除了他的球队遭受了裁判方面的“不白之冤”，诸如重庆等队也在对阵北京时多有吃亏。一位俱乐部老总对此毫不吃惊：“本来裁判就是影响联赛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担任这样任务的裁判，有时候更多被认为是“官哨”。
最大的官哨可能荣膺“爱国哨”。1996年4月9日，北京国安队2比1战胜巴西格雷米奥队。主裁判黄钢的数次重大错判，严重影响了比赛进程与结果，包括吹了格雷米奥队一个点球，罚下格雷米奥一名球员，以及对近在咫尺的国安队员球门线上的手球视而不见。客队被深深激怒了，怒发冲冠的客队主教练斯科拉里留下著名的诅咒：“中国队永远永远打不进世界杯！”此后，爱国哨前仆后继，为国字号服务。至少有10名国内裁判有资格评选最佳爱国哨，2009年度万大雪在中国对沙特，范琦在中国对伊朗比赛都有“出色”的发挥。
2009年10月17日，陕西主场对阵重庆，张雷以平均4分钟1张黄牌的速度“出牌”，第70分钟曹欢本来已经领到第二张黄牌，张雷出牌过度，一时头晕，竟然没有出示红牌，幸好场边第四官员和阿里汉的提醒，张雷才有所醒悟。同样的错误也发生在重庆队身上一次，200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