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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谢谢。”我说，把他推开，继续走。
“他要是被抓住，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法里德低声说。
当然，票上没有座位号码，没有人礼貌地指引我们到哪一区、哪一排就座。从来就是这样，即使在旧时君主制的那些岁月。我们找到一个视线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场左边，不过法里德那边有点挤，推推搡搡的。
我记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现在则是一团糟。到处都是洞和弹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南边球门门柱后面，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球场根本没有草，只有泥土。等到两支队伍各自入场——虽然天气很热，所有人都穿着长裤——开始比赛，球员踢起阵阵尘雾，很难看到球在哪里。年轻的塔利班挥舞着鞭子，在过道来回巡视，鞭打那些喊得太大声的观众。
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他们将球员清走。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跟我来这城市之后到处都看见的一样，它们从大门驶进体育馆。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些。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人们伸长脖子，指指点点，踮着脚站起。在我身旁，法里德低声祷告，喉结上下蠕动。
红色卡车并排驶进球场，卷起两道尘雾，阳光在它们的轮毂上反射出来。在球场末端，它们和第三辆车相遇。这一辆的车斗载着的东西，让我突然明白了球门后面那两个洞究竟起何作用。他们将第三辆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意料之中，人群窃窃私语。
“你想看下去吗？”法里德悲哀地说。
“不。”我说，有生以来，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地想离开一个地方的渴望，“但我们必须留下来。”
两个塔利班肩头扛着俄制步枪，将第一辆车上蒙着眼的男子揪下来，另外两个去揪穿着长袍的妇女。那个女人双膝一软，跌倒在地。士兵将她拉起来，她又跌倒。他们试图抬起她，她又叫又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惨叫。那是跌进陷阱的动物试图把被夹住的脚挣脱出来的惨叫。又来两个塔利班，帮着将她塞进深没胸口的洞。另外一边，蒙着眼的男子安静地让他们将他放进那个为他而掘的洞里。现在，地面上只有那对被指控的躯体突出来。
有个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门附近，他胡子花白，穿着灰色教袍，对着麦克风清清喉咙。他身后那个埋在洞里的女人仍不停惨叫。他背诵了《可兰经》上某段长长的经文，体育馆里面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只有他鼻音甚重的声音抑扬顿挫。我记得很久以前，爸爸对我说过一段话：那些自以为是的猴子，应该在他们的胡子上撒尿。除了用拇指数念珠，背诵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经书，他们什么也不会。要是阿富汗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全部人就得求真主保佑了。
当祷告结束，教士清清喉咙。“各位兄弟姐妹！”他用法尔西语说，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今天，我们在这里执行伊斯兰教法。今天，我们在这里秉持正义。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出于安拉的意愿，也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愿他安息，在阿富汗，我们深爱的家园，依然存在，得到弘扬。我们倾听真主的意旨，我们服从他，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是，在伟大的真主面前，我们只是卑微的、无力的造物。而真主说过什么？我问你们！真主说过什么？真主说，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的兄弟说的。这是真主说的！”他那空出来的手指向天空。我脑里嗡嗡响，觉得阳光太过毒辣了。
“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教士对着麦克风，放低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紧张地重复了一遍。“各位兄弟姐妹，对于通奸，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对于这些亵渎了婚姻的神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置？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些朝真主吐口水的人？若有人朝真主房间的窗丢石头，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应该把石头丢回去！”他关掉麦克风。低沉的议论声在人群中迅速传开。
我身边的法里德摇摇头，“他们也配称穆斯林。”他低声说。
接着，有个肩膀宽大的高个子男人从皮卡车走出来。他的出现在围观人群中引起了几声欢呼。这一次，没有人会用鞭子抽打喊得太大声的人。高个子男人穿着光鲜的白色服装，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衬衣露在外面，下摆在和风中飘动。他像耶稣那样张开双臂，慢慢转身一圈，向人群致意。他的脸转向我们这边时，我看见他戴着黑色的太阳镜，很像约翰·列侬戴的那副。
“他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法里德说。
戴墨镜的高个子塔利班走过几堆石头，那是他们适才从第三辆车上卸载的。他举起一块石头，给人群看。喧闹声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阵阵嗡嗡声，在体育馆起伏。我看看身边的人，大家都啧啧有声。那个塔利班，很荒唐的，看上去像个站在球板上的棒球投手，把石头扔向埋在洞里那个蒙着眼的男子，击中了那人的头部，那个妇女又尖叫起来。人群发出一声“啊！”的怵叫。我闭上眼，用手掩着脸。每块投出的石头都伴随着人群的惊呼，持续了好一会。他们住口不喊了，我问法里德是不是结束了，法里德说还没。我猜想人们叫累了。我不知道自己掩着脸坐了多久，我只知道，当我听到身边人们问“死了吗？死了吗？”，这才重新睁开眼睛。
洞里那个男子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和破布。他的头垂在前面，下巴抵在胸前。戴着约翰·列侬墨镜的塔利班看着蹲在洞边的另一个男子，手里一上一下抛掷石头。蹲下那个男子耳朵挂着听诊器，将另外一端压在洞里男子的胸前。他把听诊器摘离耳朵，朝戴墨镜的塔利班摇摇头。人群哀叹。
“约翰·列侬”走回投球板。
一切都结束之后，血肉淋漓的尸体各自被草草丢到红色皮卡车的后面，数个男人用铲子匆匆把洞填好。其中有个踢起尘土，盖在血迹上，勉强将其掩住。不消几分钟，球队回到场上。下半场开始了。
我们的会见被安排在下午三点钟。这么快就得到接见，实在出乎我意料。我原以为会拖一段时间，至少盘问一番，也许还要检查我们的证件。但这提醒我，在阿富汗，直到今天，官方的事情仍是如此不正式：法里德所做的，不过是告诉一个手执鞭子的塔利班，说我们有些私人事情要跟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男子谈谈。法里德和他说了几句。带鞭子那人点点头，用普什图语朝球场上某个年轻人大喊，那人跑到南边球门，戴太阳镜的塔利班在那儿跟刚才发言的教士聊天。他们三个交谈。我看见戴太阳镜那个家伙抬起头。他点点头，在传讯人耳边说话。那个年轻人把消息带给我们。
就这么敲定。三点钟。
第二十二章
法里德驾驶陆地巡洋舰，缓缓开上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一座大房子的车道。那座院子在十五号街，迎宾大道，柳树的枝条从围墙上伸出来，法里德把车停在柳荫下。他熄了火，我们坐了那么一分钟，听着发动机嘀嘀的冷却声，没有人说话。法里德在座位上转动身子，拨弄那把还挂在点火锁孔的钥匙。我知道他心里有话要对我说。
“我想我会留在车里等你。”他最后说，语气有点抱歉。他没有看着我，“这是你的事情。我……”
我拍拍他的手臂。“你替我做的事情，比我付钱请你做的还多。我没想过要你陪我进去。”但我希望自己不用独自进去。尽管已经知道爸爸的真面目，我还是希望他现在就站在我身边。爸爸会昂首挺胸走进前门，要求去见他们的头目，在那些胆敢拦住去路的人胡子上撒尿。可是爸爸死去很久了，长埋在海沃德一座小小墓园的阿富汗区。就在上个月，索拉雅和我还在他的坟头摆一束雏菊和小苍兰。我只有靠自己了。
我下车，走向那房子高高的木头大门。我按下门铃，但没有反应——还在停电，我只好嘭嘭敲门。片刻之后，门后传来短促的应声，两个扛着俄制步枪的男人打开门。
我看了看坐在车里的法里德，大声说：“我会回来的。”但心里却是忐忑不安。
持着枪械的家伙搜遍我全身，拍拍我的腿，摸摸我的胯下。其中一个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他们两个哈哈大笑。我们穿过前门。那两个卫兵护送着我，走过一片修剪齐整的草坪，经过一排植在墙边的天竺葵和茂密的灌木丛。远处，在院子尽头，有一泵摇井。我记得霍玛勇叔叔在贾拉拉巴特的房子也有这样的水井——那对双胞胎，法茜拉和卡丽玛，还有我，经常往里面丢石头，听它落水的声音。
我们走上台阶，进入一座装潢精美的大房子。我们穿过门廊——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阿富汗国旗，那两个男人带我上楼，走进一间房子，里面摆放着一对翠绿色的沙发，一台大屏幕电视摆在距离颇远的屋角。墙上钉着绣有麦加地图的祷告地毯。年纪较大那人用枪管指指沙发。我坐下。他们离开房间。
我翘起脚，又放下。我坐在那儿，双手冒着汗水，放在膝盖上。这让我看起来很紧张吧？我合起手掌，觉得这样更糟糕，干脆横抱在胸前。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面涌动。我感到深深的孤独。思绪在我脑海翻飞，但我根本不想去思考，因为我体内清醒的那部分知道，我是发疯了，才会让自己陷进这一切。我远离妻子几千英里，坐在感觉像地牢的房间里面，等待一个凶手，我刚刚才亲眼看到他杀死两个人。这一定是疯了。甚至更糟糕，这还很不负责任。非常可能的是，我即将让年方三十六岁的索拉雅成为寡妇。这不是你，阿米尔。我体内有个声音说，你懦弱，这是你的天性。这并非什么坏事，因为你从不强装勇敢，这是你的优点。只要三思而后行，懦弱并没有错。可是，当一个懦夫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愿真主保佑他。
沙发前面摆着一张咖啡桌，底座是X状的，金属桌脚交叉的地方，拴着一环胡桃大小的铜球。我之前见过这样的桌子。在哪里？我突然想起来：在白沙瓦那间拥挤的茶馆里面，那天傍晚我出去闲逛时走进去的那间。桌上摆着一盘红色的葡萄，我摘下一个，丢进嘴里。我得找件事来想着，任何事情都行，这样才能让脑子里的声音安静下来。葡萄很甜，我又吃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是我吃下的最后一口固体食物。
门打开，那两个持枪的男人回来，他们中间是那个穿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塔利班，依然戴着约翰·列侬式的墨镜，看上去有点像某个神秘的新世纪巫师。
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好长一段时间，他一语不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一手拍打着沙发套，一手捻着青绿色的念珠。现在，他在白色的衬衣外面加了件黑色的背心，戴着金表。我看见他左袖有一小块干涸的血迹。他没换掉早些时候行刑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