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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考夫印象深刻的是，虽然西格尔忧心如焚，但他没有试图否认或淡化自己的犯罪行为。他很快向拉考夫叙述了他与布斯基之间的违法活动情况，包括最不利的方面，如接受布斯基的酬金。不仅如此，他还述说了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
西格尔特别担心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同事，和他与该公司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可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继续工作。他感到他必须向约瑟夫汇报这件事。但拉考夫想要西格尔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他知道，西格尔可以秘密配合政府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调查工作，他在这方面可能是有价值的。但西格尔坚持说，他不愿在德莱克赛尔做这种事。他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都不是在该公司发生的，与这里无关，而且他对该公司的犯罪活动一无所知，所以要他试图诱捕他的德莱克赛尔同事是不公平的。拉考夫同意道，西格尔可以向约瑟夫说这事，告诉他关于传票的情况，并向他请个病假，以便就传票上问题的回答做准备。然后，当天晚上他要到穆吉·罗斯律师事务所再与拉考夫和该事务所另一个合伙人奥德丽·斯特劳斯会面。
西格尔要离开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时，提出见一见利普顿，这时利普顿已从休斯顿出差回来。西格尔独自来到利普顿的办公室，这里曾是他常来拜访的地方。利普顿在业务上经常关照和提携他，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坐在这位导师和朋友面前，西格尔不禁又簌簌落下泪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或许，利普顿经历了太多的这种可怕的情景：先是他的两个合伙人弗洛伦蒂诺和里克，现在是西格尔——一个他几乎爱之如子的人。利普顿没有安慰西格尔，也没有说些开导的话，他显得漠然而冷淡。
离开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后，西格尔跟着拉考夫来到他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佩多威兹给他们打来电话，把股市行情收录器上打出的布斯基的消息读给他们听。突然，事件之间混淆不清的顺序开始现出了眉目。“你们不知道这起事件有多严重。”西格尔对拉考夫和斯特劳斯说，“一切都要崩塌了。”
那天下午很晚时，西格尔回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径直来到约瑟夫的办公室。听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后，公司开了一个战略会，约瑟夫刚开完会回来。他看到西格尔情绪很坏，好像受到了什么可怕的打击。
“我想请个假。”西格尔说，“我收到了一个传票。”听了西格尔的话，约瑟夫哈哈大笑起来，西格尔被他这种反应吓了一跳。“加入俱乐部了。”约瑟夫笑着说，“阿克曼收到了一个，米尔肯也收到了一个。每人都有一个。”已经很吃惊的西格尔呆住了：怎么回事？这些人与他有什么关系？西格尔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事，所以他没有考虑过布斯基可能还与除他以外的其他人有牵连。
约瑟夫打断了他的沉思。“你做了什么错事吗？到底有事吗？”
西格尔看着约瑟夫，泪水在眼里打转。“绝对没有。”他回答。拉考夫要求他对约瑟夫撒谎，以便在必要时与政府秘密合作。
约瑟夫接着问：“是证交会的传票还是大陪审团的传票？”西格尔说是证交会发的传票。这个回答好像减轻了约瑟夫的忧虑，他说：“别担心，继续工作，没必要请假。公司会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当西格尔去见约瑟夫的时候，拉考夫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我知道你要给马丁·西格尔发传票。”拉考夫说，“这个传票我来接，我是西格尔的律师。”他表示想与卡伯里谈谈西格尔的案子，卡伯里建议次日上午谈。
拉考夫知道他和西格尔动作必须要快。他在反证券欺诈部工作时是卡伯里的上司，知道卡伯里是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喜欢以快而狠的手法对付白领嫌疑犯。拉考夫提醒西格尔，如果他打算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必须快点行动，尽管这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处罚，｜Qī｜shu｜ωang｜可能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面临破产。拉考夫还提出，如果西格尔选择对抗，他会为他准备辩护。
“我要认罪，要赔罪。”西格尔坚持道，“我不愿对抗，除非你要我这么做。”
第二天（即11月15日）上午，西格尔和简·戴来到拉考夫的办公室。这天西格尔的心情比前一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把有关问题又详细地给妻子讲了一遍，简·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支持他。他感到一个沉重的担子卸了下来，轻松了许多。他信任政府，愿意改正。他会受到惩罚，但之后一切都会过去。他觉得政府似乎有点像他的父母，会关怀他的。
在拉考夫的办公室，拉考夫的本案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马蒂，昨天你情绪太低落，而今天又太高涨。”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利弊，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困难重重、前景暗淡，实际并非那么悲观，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接着，拉考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直入正题：“我们掌握他的情况。我们有三个证人：伊凡·布斯基、送钱人和送钱监督者。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可以有些用处。我们了解弗里曼的情况。”拉考夫对卡伯里提到弗里曼这个名字吃了一惊，这个名字是他刚在西格尔坦白案情时知道的。拉考夫自忖卡伯里是否在虚张声势。
“为便于讨论，假设案情是这样，”卡伯里继续道，“我准备提出四项控罪。”
拉考夫先不做出反应，他要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条件。比如到时候会赶上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犯人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时赶上哪个法官，该法官就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直到宣判。拉考夫希望西格尔认罪协议的达成要选时恰当，以便赶上一位仁慈的宣判法官。卡伯里说政府会尽量保持灵活性，但西格尔要与政府合作。拉考夫问是不是要西格尔带窃听器，卡伯里说是的。
拉考夫把卡伯里提出的条件回来告诉西格尔，西格尔说可以接受。于是拉考夫向卡伯里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价值预估，表示西格尔能够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但拉考夫没有提出弗里曼的名字。作为交换条件，卡伯里提出把对西格尔的控罪减去两项。拉考夫说可以达成协议，但还要视与证交会的谈判情况而定。
接着，拉考夫给证交会的林奇打电话。证交会仍然被布斯基一案的不利宣传刺痛着，急于把西格尔作为与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炫示，以说明布斯基的合作是有价值的。舆论曾批评证交会对华尔街的罪犯过于心慈手软，它不准备再冒遭受进一步批评的风险。拉考夫问证交会想要什么。
“很简单，”林奇回答有，“除了他的两座房子，我们都要。”（拉考夫把这个情况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得了70万美元。”）拉考夫激辩说，证交会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最起码西格尔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挣的钱应该保留，这些钱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与非法活动无关。在证交会与拉考夫的谈判中，证交会方面主要是斯特克出面谈的，他最后同意了这一点，并以此达成了协议。但是，沙德和证交会其他委员否决了这个协议。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所拥有的几乎一切东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对西格尔任意摆布，而且他们决心借此消除以前不利报道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缴纳金和两座房子，就这些。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奖金，证交会不允许德莱克赛尔把这笔奖金发给他。
拉考夫认为可以就这些严苛的条件与证交会再争一争，但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事情到这一步，西格尔吃惊地发现自己对钱已经不在乎了。以前，当他的收入达到六位数时，钱似乎很重要，但它从不足以给他带来所需要的安全感。如今，他已被毁了，无论他有多少钱。所以，即使一分钱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格尔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助于减轻他在公众心目中的罪过。如果严惩就是赔罪的代价，他甘愿接受。如果说还有什么挥之不去的疑虑的话，那就是他怕以前的华尔街同行们说他与政府商定的协议是一项“赔本买卖”。对一个技能娴熟的业务员来说，这种评价是令人尴尬的。
虽然政府协议的最终细节到12月中旬才能定夺，但与证交会的协议一周之内就大体就绪了，而与检察官办事处的认罪求情协议很快就最后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了秘密与政府合作，就像布斯基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考夫和西格尔来到世贸中心对面的联邦邮政大楼，悄悄从后门走了进去。他们要在这里与卡伯里等人见面，而选这个时间（晚上10点）在这个地方见面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邮政巡查员办公室，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卡伯里和杜南。
卡伯里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有一个“科伦布”的外号。西格尔第一眼看到他，就发现他的外表印证了这一点。卡伯里的衬衫紧绷着裹在滚圆的腰身上，上面有几处蕃茄酱留下的污渍。西格尔还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查尔。杜南负责具体安排西格尔做秘密调查工作。西格尔仔细端详了一下杜南，发现他看着像一个强壮的爱尔兰人。西格尔觉得杜南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似曾相识，但他肯定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人。
卡伯里对西格尔印象颇深。西格尔是他提讯的第一个“顶层”投资业务员，利文和威尔基斯当然不属于这种人，而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个套利人。另外，西格尔形象俊朗，富有魅力，而且镇静自若。
“他们会盯住你的眼睛看，以识别你是否可信。”拉考夫此前告诉西格尔说，“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实情。”在会面中，西格尔把他与布斯基和弗里曼的所有交易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尽管都是凭记忆追述，但他尽力做到精确。有些交易涉及的收购案很复杂，特别是与弗里曼一起进行的那些，例如尤纳考公司收购案，其中的股票回购比例计算非常复杂，再如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案，这起收购案旷日持久，一波三折。那天晚上的问讯用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来，类似的会面又进行过多次。
西格尔在供述中从不试图为自己开脱，没有暗示他的行为是不慎落入了“灰色地带”或华尔街上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等等。他没有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利文和布斯基也表示过悔恨，但他们的主要懊悔似乎是自己被抓住了。检察官们认为，西格尔的态度是真诚的，他切实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想要赔罪。
这些问讯都没有证交会的律师参加。美国检察官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