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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一种平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三种力量格局在中美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政治力量有某种限制，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2 500美元。但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了“钱主”。
再看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大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善于创造财富，展现效率。过去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但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他们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可能已经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也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参政方式。前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严重的问题出现时，社会力量也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和互联网迅速崛起，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和深入，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总之，“美国梦”的困境和美国今天很多的问题，主要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四、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美国人常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容易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这种解释并不到位，但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我个人认为，理解中国也不难，而且是很准确的理解：政治上，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经济上，中国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如果需要更详尽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解读也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a civilizational state），“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a state party，或“整体利益党”），它的作用是领导和协调；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是“协商民主”（a con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a mixed economy）。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下面我们概述一下“一国四方”：
首先是“一国”——“文明型国家”：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我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她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13＇
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上述的中国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的传统源远流长。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有为、比较中立包容的政府联系在一起。政府不强势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府不中立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认为特别偏袒某一阶层和某一地区，就可能引起广泛不满而丧失整合能力，导致国无宁日（如民国成立后的军阀混战）。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中国的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安排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这一切也构成了中国制度安排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现在看来这些安排也正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其次是“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国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虽有不足，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它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者叫“整体利益党”，就是说这个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