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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反复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将变得无法治理，将走向分裂和解体。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2012年中国一个“春运”就有31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这样人口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大陆，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内部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在人类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内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是举世罕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餐饮的丰富性。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系，换言之，法国菜系是法兰西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国“百国之和”“文明型国家”的文化产物，所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举世罕见。其实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既是中国政治治理最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谨慎探索、尊重事实、不断试错的改革方针符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情。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谟一直质疑纯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伯克反复强调一国的政治体制应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伯特兰·罗素大力提倡“唯事实”，即“事实是什么？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中国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取得了人类扶贫史上的最大成绩；中国坚持了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汲取别人之长，同时也延续自己的传统，特别是通过一个比较中立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还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即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发挥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增长，这个趋势我看还会继续下去。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尽管不少瑞士人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地区。中国大陆虽有各种问题，但总体上的治理水平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乌克兰、希腊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缅甸等。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确实在迅速地崛起。今天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自己估计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国际激烈竞争的产物，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它充满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国模式竞争。其实，西方也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双赢的，就像西方已经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益良多。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自己的传统和优势，在中西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一下，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消除贫困、创造就业、避免金融危机、防止文明冲突等。2011年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本身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这个演讲后来被许多网站转载，《光明日报》也全文刊载，＇3＇引来读者的热烈反应。我真是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建构中国话语的伟大事业，通过自己认真扎实的研究，向国人和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世界。在中国国内，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被西方话语忽悠的威胁，我们因此而需要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来进行澄清和反诘，好在随着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话语正在全面走下坡。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忽悠主要表现为政治浪漫主义（或者叫民主原教旨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或者叫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势力全力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推销这两个东西，忽悠了很多国家，但效果似乎已经一个比一个差，“颜色革命”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已演变成“阿拉伯之冬”。有意思的是：大概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一些国家自己也真信这些东西了，结果很多西方国家连自己也被一并忽悠了。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20来年里没有改善，反而下降了，国家更是债台高筑。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被西方话语彻底忽悠的最著名人物当属原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结果导致了“颠覆性错误”：经济崩溃，国家解体，俄罗斯人称之为“第三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指的是14世纪蒙古人入侵，“第二次浩劫”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戈尔巴乔夫本人曾参加1996年俄罗斯的总统竞选，但他的得票率未超过1％，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把他否定了。我曾去过解体前的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的解体过程大致可以这样概括：第一步是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第二步是政治精英，特别是他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被西方话语忽悠。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经济走向崩溃，整个国家走向解体。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两个国家解体的深刻教训。
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着中国话语的崛起，这种话语要有定力，要有精气神，要能解构西方话语，解构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话语要有较好的表述形式。我们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以整个世界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来重新审视西方话语，如民主、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我们要吸收人家合理的东西，剔除不合理的东西，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强大的话语体系。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之中，西方的话语霸权地位已经动摇，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事业正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三、“普世价值”的普遍困境
要解构西方话语，首先要解构西方不少人坚持的所谓“普世价值”。西方一些国家把自己单方面界定的某些价值说成是“普世”的，并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推广，甚至不惜诉诸武力，造成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动荡不安。其实“普世价值”要“普世”，首先要解决一个程序问题。“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从未取得过共识。
西方政府和主流媒体经常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人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认定的“普世价值”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可以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世界上大多数人大概都认同“和平”应该是“普世价值”，但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接受这一点。再比方说，中国人高度重视的“和谐”、“仁爱”、“责任”、“消除贫困”等价值，能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呢？如能，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不能，那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首先就涉及一个程序问题：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哪些价值可以成为“普世价值”？哪些价值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总该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取舍筛选的程序，总该让世界各国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么大的事，只能由少数西方国家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正义和公道可言？
换言之，“普世价值”要“普世”，就首先要解决一个“程序合法性”的问题，把某种东西说成是“普世”的，说成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接受的，那就应该经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某种程序来加以确立，比如召开一些国际会议来进行讨论乃至谈判，最终形成国际社会的共识，确定哪些价值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哪些不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唯有这样，“普世价值”才能令人信服，才是真正的“普世”，才能防止少数国家，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把自己界定的一些价值说成是“普世价值”，然后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对他国人民利益与福祉的巨大损害。
“普世价值”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这个理念本身的困境。西方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这个理念似乎经不起太多的推敲。人们不妨设问：即使在西方社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