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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后是极端畸形的埃及经济结构。埃及整体上还很穷，但贫富差距巨大，国家经济也早就成了大量依赖进口的消费型经济。埃及没有足够的出口创汇能力，所以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后果是债台高筑。我1986年随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埃及，双方会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埃及由于经济困难，要求推迟偿还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埃及当时一年进口的消费品达90亿美元，而外汇收入只有70亿美元，其中侨汇占了一半，其他靠的是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收入和旅游业收入。今天埃及经济结构有所改善，旅游业收入占了大头，但整个国家仍然入不敷出，进出口失衡的状况更为严重。穆巴拉克执政了近30年，进行了一些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产业链。除了一些纺织和食品企业外，没有多少现代制造业，因此难于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从粮食到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等因素导致埃镑迅速贬值，百姓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腐败也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埃及办事情要付各种各样的“小费”。餐馆里明明是16％的服务费，但客人一般还要付额外的“小费”。凡是要排队的事情，例如办驾照、参观繁忙的旅游景点，总会有人（包括警察）与你搭讪，愿意帮你做一些事情来换取你的“小费”。一次一位埃及朋友与我出去吃午饭，回来后发现他的车因停车不当轮子被铁链锁住了。他对我说，不要急，附近一定有警察等着。果然从树丛里走出一位朝我们招手的警察，这位朋友塞给他一点钱，就解决了问题。这些都是在埃及司空见惯的小腐败。坊间早就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政府高官腐败，特别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贪腐，一般人相信他的家族在海外拥有上百亿美金的赃款，这使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失去人心。
埃及曾经被法国和英国殖民，所以继承了不少殖民时代留下的传统，如政府上层官员大都在欧美受过教育，但这些人与自己国家的民情往往脱节得厉害，导致了国家治理水平的低下。1987年我随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去考察阿斯旺水坝，埃及电力能源部一位副部长全程陪同，他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但当李鹏问他，开罗居民一度电要多少钱的时候，副部长竟茫然不知，忙着问他的下属，下属又忙着问另一个人，最后才给出了答复。李鹏见此状轻声地对我感叹：“真官僚呀，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其实这种“上下脱节”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上层精英大都出身豪门，受过西方教育，但与本国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体贴民间疾苦的“民本”文化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传统确实是极为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中国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埃及爆发的“革命”也将了西方一军。如果西方真认为它那个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过去几十年都不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沙特阿拉伯这些“专制”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呢？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几乎都是西方的铁杆盟友呢？其实西方的逻辑非常清晰：只要西方认为你是他的敌人或对手，他就要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把你搞乱搞垮；而对于西方眼中的盟友，专制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西方这种双重标准的“普世价值”在中东地区表现得一览无遗。这一点值得国内那些西方模式的崇拜者好好反思反思。
当然，西方今天也开始意识到埃及动荡对自己带来的威胁，因为这场动荡直接危及西方的三大核心议题：
第一是反恐。西方担心伊斯兰极端势力会伴随着伊斯兰民主运动而迅速壮大，毕竟“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组织系统最严密的反对派势力，也是蛰伏于阿拉伯世界各派伊斯兰势力的鼻祖，它与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Hamas）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等激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阿拉伯世界的西方铁杆盟友们在这场伊斯兰民主浪潮中纷纷倒台的话，最感到恐慌的应该是美国，最感到高兴的应该是“基地”组织和伊朗。
第二是石油。苏伊士运河是维系西方石油供应的生命线，如果这条运河关闭，供应欧洲的油船将被迫绕道一万多公里，欧洲石油消费大国将难以承受这种负担。
第三是以色列。穆巴拉克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这也是穆巴拉克本人在国内逐渐失去人心的一个原因，现在穆巴拉克下台了，埃以关系恐添变数。
鉴于此，西方处理埃及问题的战略可以用“既要面子又要里子”来概括。他们一方面口头上表示支持埃及民主运动，但另一方面则希望埃及军方稳住局面，使埃及能够“平稳过渡”到另一个亲西方政权上台。美国手中仍然有两张牌可以打：一是美国长期对埃及军队的渗透而形成的影响力；二是埃及经济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但事情的发展可能不会那么简单。西方式“大众民主”的潘多拉盒子一旦真的打开，政治参与的爆炸就不可避免，其结果绝不是美国或任何一方可以轻易掌控的，这也是美国今天如坐针毡的原因所在。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搞真正普选，上台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果然，2012年5月至6月的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之后，埃及马上就陷入了伊斯兰派与世俗派不停的争议中。选举政治使然，这两大派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都不妥协，结果是国家动荡，资本外逃，企业关闭，物价飞涨，犯罪飙升。2013年7月，军队又罢免了民选出来的穆尔西总统，这导致了新的混乱和动荡，世俗派和伊斯兰派的争议愈演愈烈，大规模流血冲突已经爆发，埃及的前景不容乐观。
一些西方人士从埃及动荡联想到中国。埃及动荡愈演愈烈的那两天，我正好在荷兰参议院介绍中国发展模式。有位荷兰议员问我：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埃及？我建议他查阅一下西方机构在中国所做的各种民调。不管中国今天存有多少问题，但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中国不是下一个埃及，而是下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过去30年中，中国紧紧抓住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根主轴，使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使多数人觉得生活有奔头。相比之下，埃及浪费了整整30年，民生每况愈下，人民感到绝望，这就是中埃两个国家的最大差别，也是我四次走访埃及见证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大致摸索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埃及恐怕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
埃及的问题根本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但实际上埃及深层次的问题，如人口爆炸、贫穷问题、住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甚至还会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埃及能有什么启发的话，我想，对于埃及来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摆脱外来干预，尽早建立社会秩序，并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埃及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动荡期。
放眼整个西亚北非的所谓“民主浪潮”，也就是西方许多人欢呼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所谓“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三年过去了，利比亚已四分五裂，各个部落拥兵自重，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的失控状态，连美国大使也被“民主”后的民众杀死。突尼斯虽然没有解体，但国家的经济已遭受重创，原来的世俗政权迅速地伊斯兰化。也门更是动荡不止，一个人口数量和中国一线城市差不多的国家（2 360万）同时经历了三场战争：部落间的战争、教派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战争、政府军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不排斥还可能爆发也门南部的独立战争。埃及自身的形势已经复杂化，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埃及还面临着美国、以色列、欧洲、伊朗以及各种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广泛介入和干预，国家已经陷入全面危机。埃及看来正在陷入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恶性循环，即普选产生民粹主义领袖，但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这真是埃及的不幸。
埃及也好，其他中东国家也好，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探索。这些经历了“阿拉伯之冬”的人民最终也许会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但这个探索过程可能是异常艰难曲折的。
二、“颜色革命”的结局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势力扳倒中国的期望，那么“颜色革命”则更是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政体的样板。经历了“颜色革命”的三个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势力还是打错了算盘，“颜色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连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让我们先从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说起吧。这场所谓的“革命”充满了戏剧性：先是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潮，亲西方的候选人“白马王子”尤先科据说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脸庞迅速变丑，肤色发黑，脸上布满了疙瘩。“毒药事件”无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终，打着和平抗争旗号的“颜色革命”中，尤先科赢得了选举，西方为此欢欣鼓舞。之后不久，尤先科的脸也奇迹般恢复到“白马王子”时代（确实有人怀疑阴谋论）。
这场“颜色革命”成功的背后是欧美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反政府的所谓“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以选举公正的名义，迫使当时的政府不能对示威民众动粗，内务部派出的军队后来也被召回，军队的将领纷纷倒向反对派，政府终于妥协，宪法法院裁定大选无效，重新大选。第二轮大选，“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主席及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以近5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