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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甚至连民主问题也宗教化了，在全世界到处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美国现在推行的所谓“价值观外交”也说明这一点。坦率地说，只要美国的这种“宗教”心态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基督教、非西方文化的“共产党国家”的崛起，心理上总很难接受。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的真正和谐不易实现，推而广之，整个世界的真正和谐也很难实现。我曾和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比我乐观一些，认为多数美国人还是温和与市俗的，宗教势力不会过多地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我也希望如此，而且我们都同意这么一点：中美双方的各种利益已经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双方完全可以寻求合作双赢，并理智妥善地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一切问题。
欧美的第二个差异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远远高于欧洲国家。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很多德国人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德国国旗，他们感觉很不习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欧洲“民族主义”几乎变成了贬义词，一般国民很少谈爱国主义。荷兰人常说：我们是最没有民族主义的。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讲，他现在只有在买车的时候，还有点爱国主义，其余时候就没有了。我的丹麦学生告诉我，他在丹麦当过兵：“我们的军队从来不宣誓，也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以后只能帮助别的国家做些维和之类的事情。”北约内部之前就增兵阿富汗而引起很多争议，背后也反映了这种认知上的差别。
美国不一样，“9·11”过后那段时间，你的车开出去，不悬挂美国国旗，人家要敲打你的车窗，让你赶快挂上美国国旗。每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更是热闹，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去公园，去喝酒聊天，去挥舞国旗，听爱国音乐，唱爱国歌曲。美国平时是个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大家自管自，但到了国庆这一天，似乎特别集体主义，特别爱国主义，大家通过这样欢聚一堂，展现自己作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情绪强的美国，其战争倾向也远远高于欧洲。如果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算起，美国先后发动了1961年的入侵古巴的战争、1968年的越南战争、1986年入侵格林纳达的战争、1989年入侵巴拿马的战争、1994年入侵海地的战争、1999年入侵南联盟的战争、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和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民间还是和平主义潮流为主，更多地相信外交的作用和多边主义，这当然也和欧洲的军事实力远远弱于美国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由于历史上欧洲经历了无数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绝大多数欧洲人对战争厌倦了。法国每年都隆重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中，法国死了130多万人（当时整个法国的人口才3 000万左右）。相比之下，美国1776年以来所有战争死亡的人数加在一起，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而美国的人口是法国的5倍。当然，这两年情况有一些变化，由于欧洲国家纷纷陷入了金融和经济危机，欧洲右翼势力的影响明显上升，不少政客力求通过发动规模可控的、稳操胜券的战争来转移民众对本国问题的视线，欧洲国家最近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并热衷于支持干预叙利亚内乱就有这样的背景。
欧美在军费预算方面也存在相当的差异。美国现在一年的军费超过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20个国家的总合。2012年美国的国防预算近7 000亿美元。其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是美国军火工业的既得利益。这么庞大的军工产业需要生存和发展，需要超额利润，大家都在华盛顿砸重金、搞游说，找出各种借口，说服政府维持强大的国防力量，确保美国霸权地位不会衰落。伏尔泰过去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美国有这么庞大的军工产业，总需要有一个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创造一个敌人。如果说前面讲的美国宗教原因使美国容易把不信上帝的中国看成敌人，那么美国军火工业就更有这么个需求，要把中国妖魔化，然后就可以继续推动一本万利的军火工业。这大概也是美国媒体“中国威胁论”总是阴魂不散的深层原因之一。
第三个差别体现在竞争文化上、特别是社会政策上。总体上，欧洲社会福利多、生活节奏较慢。长期以来，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税收来调节社会不同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相对较好。但大部分国家也开始感到，这种制度缺乏竞争力，容易养懒人，欧洲也开始改革这种制度。例如，法国年轻人大都喜欢到政府系统工作，因为工作安逸，生活有保障。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曾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法国教师喜欢说自己这份工作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7月，第二个好处是8月，第三个好处是9月（指的是法国教师夏天的三个月带薪假期）。丹麦进行了不少改革，例如，过去一个人失业，就可以拿到失业金，现在则是把一部分失业金转为学习新技能的费用，如果失业者要拿到这部分钱，就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竞争非常厉害，社会流动性也大于欧洲，一个美国人一生中，平均要搬14次家，这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欧洲大部分人还能保证每天至少有一顿饭是和家人一起吃的，这在美国就成了很大的奢侈，美国人一年到头在外面吃快餐为主的不在少数。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是慢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有一次对我解释慢吃运动的意义：“吃，是一种文化，需要不断地回味和体会，才能获得享受，所以快餐只能是垃圾。”但我有一位从美国来日内瓦出差的朋友，看到欧洲慢悠悠的生活方式，大为不解：“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竞争力？”实际上欧洲的竞争力并不算太低，甚至有统计数字说明，法国人的每小时平均生产率高于美国。
第四个差异是自我认同方面的文化差异。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欧洲大部分人则首先认同自己是某一个国家的人，然后才认同自己是欧洲人，而且后者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一个欧洲人，到了美国或者中国，一下子感到自己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但在政治上，他们更加认同的是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欧盟，因为欧盟还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人们对美国的自我认同远远强于欧洲。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形成从13个州联合开始，开始时连宪法都达不成一致，只能通过一个《邦联条款》，随后人们又感觉到需要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外交和军队，最后才走到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还远远没有到这一步，所以欧洲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欧盟虽然有不少权利，但要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影响力，还有很长的路。当然，美国内部也有分歧，有人把这种分歧称为“美利坚”与“合众国”的对立。右派强调“美利坚”，左派强调“合众国”。小布什2004年再次当选后，一些不喜欢小布什的人甚至说，美国应该一分为二，让不喜欢布什的那些州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但这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实际上美国的内部凝聚力极强，特别是在危机时刻。
美国有一些擅长战略思维的学者，经常未雨绸缪，如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曾写过一本名为《我们是谁》的书。他担心由于拉美裔人口的迅速增长，几十年后拉美裔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超过欧洲裔的白人，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挑战美国的一些基本信念。他甚至担心美国的多元文化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社会最终可能会分崩离析，英语也可能失去官方语言的尊位。
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我与美国学者格雷·维瓦（Gray Weaver）教授聊起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亨廷顿的这本书，是一本会导致十字军东征的书”。他说：“亨廷顿和拉登一样，都仇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亨廷顿来说，来100万瑞典人没有问题，来100万墨西哥人就绝对不行。”根据格雷·维瓦教授的研究，无论是拉美裔还是亚裔，第二代的母语都是英语，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会与其他民族的人结婚。他还说，美国的穆斯林人口的平均收入高于白人的平均收入。
我对亨廷顿的许多观点也有保留，特别是文明冲突论，但我有一点是同意亨廷顿的：那就是随着全球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别。关键是要防止有人利用这种差异来制造恐惧和仇恨。在这个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中国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更具优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尽管有分歧，美国社会的总体整合能力还是远远高于欧洲。欧洲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反复强调欧洲团结、提高欧洲整合能力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很清楚，随着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崛起，如果欧洲还老是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欧洲在世界的话语权将会进一步式微。
欧美的第五个差异就是环保文化上的差异。总体上，欧洲人的环保意识普遍高于美国人，欧洲各国政府的环保意识也高于美国政府。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一次联合国气候问题会议上当着美国代表的面说，一个法国人人均能源消费比美国人低2倍。欧洲许多民调都显示，欧洲国民最关心的问题是环保问题，所以他们对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都很反感，这也成了欧洲对布什政府耿耿于怀的一个重要原因。欧洲大部分人开比较省油的小车，美国大部分人开耗油的大车。与此相关的就是欧洲国家几乎都把环保外交作为自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环保领域内带头提出了很多倡议。相比之下，环境外交这种软性的东西从来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关切点。
国内崇拜美国的人不少，实际上美国自由主义模式的代价很大。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2007年5月14日）提供了一些颇为令人震惊的数据：美国每年有200万青少年有自杀的企图，美国少女怀孕的数量是法国、意大利的5倍。美国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学生数学及格。美国每年有550万青少年需要心理咨询。美国80％的青少年参加过赌博。美国的犯罪率和囚犯人数，无论从人均比例来算，还是从绝对人数来看，都远远高于欧洲，也大大高于中国。另外，美国人口才3亿多一点，但却有近5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我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过一些美国政要，包括美国三位前总统：里根、老布什和卡特。这三人中，卡特谈美国自己的问题时最坦率。2002年3月，卡特到墨西哥参加联合国一个关于发展问题的会议。会议之后，他和公民社会以及媒体的代表见面，主动谈到了美国国内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发达的第一世界，另一个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我当时向他求教了一个问题：“以美国的财富，为什么不能解决美国自己国内的贫困问题？”他看着我，然后点了点头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如果我们每个美国人都问自己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当年做博士的时候，我曾坐地铁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查资料，但不小心，坐错了车，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曼哈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