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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今天是真正坚持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怀疑精神与理性主义，不断地反省和批判未经中国自己实践检验过的概念和信仰，不断地探索和寻求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觉得西方则故步自封甚至思想僵化了。比方说，西方总认为在发展模式方面，他们已经穷尽了真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代表的就是这种观点。而实际上，世界文化之丰富、历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种发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穷期。从哲学视角来看，“实事求是”的理念比“历史终结论”不知高明多少倍。（W//RS/HU）
中国人有谦虚好学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学习型社会是我们今天的口号，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国永远力争上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经常看到一些无知、偏见，甚至傲慢，有时也忍不住要谈谈中国人的智慧，而“实事求是”就是这样的智慧。我想，如果当初美国的布什政府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犯入侵伊拉克，推动中东美式民主化的大错。多少人在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告诫美国政府，美国可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治理不了这个由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组成的非民族国家，但美国听不进去。我走过十来个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边接壤的所有国家，深感中东问题的繁难和棘手，因为其冲突源于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语言、经济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国人靠“民主化”一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其实，如果美国喜欢，它尽可以继续推动其“中东民主化”计划，但结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经选出了一个令美国头疼的哈马斯政府，埃及也会选出同样令美国头疼的“穆斯林兄弟会”执政。现在一些西方人欢呼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而我估计“阿拉伯之春”不久就会变成“阿拉伯之冬”，西方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害更大。
同样，如果俄罗斯领导人当初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采用美国人帮它设计的“休克疗法”，而且不经过小规模的实验，就在整个国家推行这种激进的转变，结果加速了经济的崩溃。至今普京的助手还在感叹当初为什么没有学一点中国人的智慧。同样，如果我们一些亚洲邻邦当初也能有那么一点“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在条件远未成熟时就轻信美国的建议，贸然全面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结果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发展倒退了20年。
实际上智慧是不分国界的。我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较：中国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英国政治变革中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也是一种智慧。历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双元革命”。我们国内长期的教育中，对法国大革命总是赞扬得多。这种激进的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也影响了中国，从“文革”中我们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要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按照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在西方，许多思想家对法国政治变革模式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很多人认为其代价太大。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正是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经济远远领先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从而使英国避免了法国血风腥雨的革命。
法国的理想主义道路，现在看来代价确实过高。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先是20多年的拿破仑战争，后是30年衰退期，然后是1848年革命，后来又有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到了1946年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一直到了1962年的第五共和国时期，确立了总统制，国家政体才真正稳定下来。但法国经验中有一点值得中国注意，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们认为英美文化总是强调弱政府，但法国人从不讳言：弱政府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强政府。
中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无休止的战乱和动荡，最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从1979年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使我们避免前苏联经历的那种“休克革命”，并通过自己的工业革命使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使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起飞，并形成了国人对“实事求是”和渐进改革的共识。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不少问题，今后也会遇到新的挑战，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只要这样，我们可以逐步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我曾在伦敦参观过丘吉尔纪念馆，讲解员对我说，丘吉尔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起草了《大西洋宪章》，只有一页纸，但却影响了战后整个国际关系的演变。我告诉他还有一位中国人，叫邓小平，他只用了四个字就改变了13亿人的中国，并正在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这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作为中国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实事求是”理念也会逐渐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来源。
二、和谐中道
“和谐中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概念。早在儒家文明创生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认为，“和谐”概念由“中道”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也不是被动的中间道路，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这种精神得到了真正体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条积极稳健的中间道路，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国家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我们的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和谐文化，特别是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深处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巨变，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少了，人的内心冲突多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大了。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某种意义上就是呼唤回归传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三种和谐。当一个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候，出现不和谐现象恐怕在所难免，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时期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如何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层次上建设和谐社会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但是中国有着“和谐中道”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为我们回归和谐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一个中国人，只要懂中文，能读能写，“和谐”、“中道”、“与人为善”这些文化因子就会永远溶化在他的血液中。这种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社会普遍渴望和谐，这是一种庞大的社会“需求”。今天的国学热、中国文化热、慈善事业热、回归自然热，实际上折射出了我们人民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渴望人内心的和谐，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这种文化底蕴，一旦被激活，就会成为我们民族走向和谐的巨大精神力量。汶川抗震救灾就一下子激活了蕴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文化底蕴，我们的人民展现了跨越职业、地位、收入的大善、大爱和血浓于水的中
国亲情。这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供应”。有需求，有供应，“供”“需”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使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重新找回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最终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人道和温馨。
中国社会需要和谐，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问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协商来妥善处理。但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国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其他国家，否则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战后流行两种理论，一个叫做“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发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领世界各国走西方之路。
在这两种理论影响下，美国推行着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谐。美国先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入侵伊拉克，然后又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推动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乱成一团，成了美国反恐失控的心头之痛；格鲁吉亚的政治乱局尚未结束。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我都访问过：乌克兰选举情况表明，亲俄罗斯的人和亲西方的人势力旗鼓相当，结果纷争不断，国无宁日，整个社会无法和谐。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社会整合乏力，经济停滞不前，整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新疆地区。至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更是导致了很多国家政局动荡，种族和民族冲突激化，民生更加艰难。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糟糕。
我有时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就绝对不愿意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呢？我前后去过美国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从欧洲出发去的，得到这么一种感觉：美国与欧洲的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宗教势力的影响更大。特别是“9·1l”以后，美国的宗教情绪越来越浓，礼拜天教堂人满为患，由此而产生的就是一种更加强化了的美国“传教士精神”，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而且是“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加上前面说的“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美国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这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心态不变，世界和谐恐难实现。
但是综观人类历史，“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方式曾经导致了欧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他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欧洲人总算从中汲取了一些教训，但很多欧洲人至今还是不愿意放弃所谓的“颜色革命”。美国则似乎还没有汲取多少教训。其实，任何一种宗教和理论，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惟一和极端，就容易变成原教旨主义，如果还要把它强加给另外一个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为它往往损害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特别是如果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西方的欺辱，对西方有某种不甚愉快的屈辱记忆的话。
我们与人为善、“和谐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