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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那按你的理论，官场就是最典型的江湖。”丁能通插话说。
“怎见得？”顾怀远感兴趣地问。
“官场上流行几千年的谋权、掌权、固权的潜规则不就是你说的秘密文化吗？”
“能通，你说的这些秘密文化都是腐败文化，是文化垃圾。”石存山不屑地说。
“但是腐败文化在中国却落地生根了。我给你们说个事，你们可能不相信，但确实是真的，林娟娟和袁锡藩虽然离了婚，但是没有袁锡藩，林娟娟也不会有今天，快过年了，娟娟让我陪她去昌山监狱看看袁锡藩。通哥，钱学礼和袁锡藩都关在昌山监狱。”郑卫国叼着金烟嘴说。
“我知道。”丁能通回答。
郑卫国接着说：“你们想不到吧，袁锡藩和钱学礼竟然一边服刑一边办了个公司，公司虽然是以钱学礼小舅子的名义开的，实际上却是袁锡藩和钱学礼合开的，两个人在监狱以看病为名经常外出与亲友会面，接受宴请，处理公司事务，还可以使用手机与外界联系业务。”
“怎么会这样？”石存山愤怒地问。
“怎么会这样？因为袁锡藩和钱学礼按月给一分监区长和教导员发‘工资’，还给监狱长买了房子，所以这两个人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出入宾馆酒楼，会见亲友，甚至可以回家过夜，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知道的这哥儿俩是在服刑，不知道的还以为外出度假呢！”
“这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名驱；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场沉浮，世间百态；斗转星移，人来人往啊！”顾怀远感叹道，“大千世界，什么角落都有清浊之分，这倒让我想起贾朝轩和袁锡藩在任时，有一次在办公室闲谈，两个人都对历史上的清官嗤之以鼻，袁锡藩还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清官，所谓清官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杜撰出来的，而且，凤毛麟角的所谓清官，死了以后连打补丁的官袍都穿不上。这官还有什么当头？这官就不会有人当！”
“袁锡藩纯属放屁！”石存山气愤地说，“历史上的清官之所以能够做到清廉自律、洁己爱民、秉公为政，与他们具有儒家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信念密切相关。像人称‘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曾经对康熙皇帝说，自己之所以清廉都来自家教：‘臣父在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所以，他当官时，‘不以妻子自随，斋用丝粟以上，皆运至于家。循分自尽，而人皆信之’。这可以说是‘赔本’做官的典范吧！”
“我同意存山的观点，著名清官于成龙刚当官时就表示，‘某此行绝不以温馆为念，所自信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于成龙一生摒绝馈送，‘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一介不取’。康熙皇帝称赞他‘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为‘理学之真者’。清朝初期，实行的是低俸禄制度，官僚待遇非常菲薄，要做清官，就意味着要过清贫的生活，于成龙官至总督，每天还以青菜为食，以至于有‘于青菜’的外号。像张伯行、于成龙这些清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是无法承受这种艰苦生活的。”丁能通意味深长地说。
“存山，能通说得对呀，老百姓认不认可，是历史上鉴别清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清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或某些地区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人民才赞颂清官，推崇清官，爱戴清官，欢迎清官！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但是周围的百姓却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饰的言辞都遮挡不住的。”顾怀远用手捋了捋自己的长发深沉地说。
“你们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历来统治者虽然扬清贬贪，但他们认为还有比清和贪更重要的东西，康熙皇帝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无论谕旨批驳于部驳之事，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可见，康熙认为能不能办事，是最重要的，在今天看来，评价一个封建官吏，首先应该着眼于他在历史发展中或社会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像明朝的张居正，《明史·张居正传》上记载：‘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不能算作一个清官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改革的历史作用。我不是说清廉不值得肯定，但在封建时代清不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单独抽出贪与不贪这一方面是说明不了本质问题的。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相当程度上是无官不贪的，但是究竟把哪个贪官抓出来，这就要服从皇权统治的需要。你不忠于皇帝，那我就把你抓出来，你就是贪官。和翘肮伲』实凼侵赖模衔瞳｜是心腹，所以不抓他。乾隆死了，嘉庆要抓他，也并不是真要反贪污，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另外，当时国库空虚，抓了和部山馊济贾薄Ｋ圆庞小瞳｜跌倒嘉庆吃饭’的说法。”郑卫国颇有见地地说。
“卫国，按你的说法，不管清官贪官能干事就是好官啦？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哪个不能干事？别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让我说反腐败力度还应该加大，不用重典不足以遏制腐败逆流！”石存山义愤填膺地说。
郑卫国无心与石存山争辩，只是摇头苦笑了笑。
“存山，法律也应该讲人性，”顾怀远争辩道，“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地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实草’，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种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凌迟’要割三千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达到，受刑人就死了，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这些做法在很长时间内给人留下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将酷刑都废除了，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腐败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腐败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从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的。”
“让我说呀，反腐败斗争说到底，仍然是一场权力与权力的较量，呼唤一点清官意识，维护一点清官形象，不仅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需要，也是老百姓衷心的愿望。领导干部要是都能通过清官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以明得失，对清除腐败现象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清官他们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制来保护自己，而无须只靠清官，因此，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当务之急！”丁能通画龙点睛地说。
“还是局级领导看得高，望得远啊，通哥，净和你高谈阔论了，差点忘了一件正事，怀远跟我说，你有个女朋友写了一本很不错的长篇爱情小说《天堂雨》，我特意买了一本看了，写得不错，能不能帮我和金冉冉搭个桥。”郑卫国嬉皮笑脸地说。
“干什么？”丁能通警觉地问。
“通哥，你别误会，我可不是看上她了，我办了一家影视公司，想买她这部小说的影视拍摄权，怎么样？”郑卫国笑着问。
“卫国，林娟娟做酒店、房地产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起搞影视公司了？”丁能通疑惑地问。
“生意人嘛，哪里有商机就往哪里盯。”郑卫国搪塞地说。
“不会这么简单吧？”丁能通意味深长地问。
“通哥，你总是把我想得那么复杂。”郑卫国无奈地说。
“卫国，影视圈的水要多深有多深，一部戏选好了行，选不好可是血本无归呀！”丁能通提醒说。
“这么说，通哥对《天堂雨》拍成电视剧没有信心？”郑卫国反诘道。
“这就看功夫用在哪儿了，如果功夫在诗内，绝对是一部好戏，如果功夫在诗外，就不好说了，现在有好多挂羊头卖狗肉的草台班子，打着拍戏的名义，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不在山水之间！”丁能通话里有话地说。
“通哥，什么事让你一说就复杂了，那你说醉翁之意应该在哪儿？”郑卫国较真儿地问。
“在哪儿你心里知道，卫国，我毕竟长你几岁，又都给肖市长当过秘书，虽然他腐败掉了，但你我还活得好好的，要学会珍惜，所以，我不得不提醒你几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现在虽然不在官场干了，但是看得出来，你仍然留恋官场，其实，商场上更能体现男人的英雄本色，卫国，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儒商，而不是红顶子商人，从古到今，商人与官打交道，最后倒霉的都是商人，钱再多也斗不过权的！”丁能通语重心长地说。
“通哥，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经历过‘肖贾大案’，都是劫后余生的人，你应该相信兄弟能把握好自己，搞影视公司完全是看好了电视剧市场，全国一年一万部集，林氏集团真是想分一杯羹，有怀远这个大作家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