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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摇摇头，苦笑一声。尽管我们每天送上去的饭食很好，父亲的胃口也不错，以那些光可鉴人的餐具为证，但这七天里，他分明瘦了。他的胡子长长了，像刺猬毛一样扎煞着，眼睛里布满血丝，眼角上沾着眼屎，身上散发着一股臭气。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眼眶。我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深深自责。我说：
“爹，我们马上就把你的刮胡刀和洗脸盆子送来。”
妹妹说：“爹，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上来，还有枕头。”
父亲背靠着木柱子坐着，眼睛望着墙外的原野，忧伤地说：
“小通，娇娇，你们下去放把火，把爹火葬了吧。”
我和妹妹齐声说：“爹，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没有您，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爹，您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和妹妹放下饭篮子，提起胶皮桶，刚想下台，父亲用他的大爪子搓搓脸，站起来，说：“不用了。”
父亲提起一个胶皮桶，放在手中前后悠动几下，使胶皮桶获得惯性，然后一松手。胶皮桶飞到围墙外边去了。
父亲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便猛地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哭着说：
“爹，你可不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会摔死的。”
妹妹也扑上去抱住了父亲另一条腿，哭着说：
“爹，我不要你死。”
父亲抚摸着我们的头，脸仰着，好久才低下。他眼泪汪汪地说：
“孩子们，你们想到哪里去了？爹怎么会跳下去呢？爹这样的人是没有志气的。”
父亲跟随着我们下了高台，走向办公室。路边的人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我骂道：
“看什么？你们谁有本事就爬上高台试试。我父亲在上边呆了七天，你们如果能呆八天，才有资格议论我的父亲，否则就闭上你们的臭嘴。”
那些挨了我骂的人都灰溜溜地跑了。我得意地看着父亲，说：
“爹，没事，你是最优秀的。”
父亲脸色灰白，没说什么。
父亲跟随着我们进入办公室。老兰和母亲神色平静，连一点异常的反应也没有，好像我们不是从高台上下来，而是从车间里、或是从厕所里回来。
老兰说：“老罗，好消息，‘家家富’超市拖欠我们那笔款子终于还了。今后，我们不再跟他们打交道了，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
父亲灰着脸，说：“老兰，我辞了，这个厂长，我辞了。”
老兰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辞？”
父亲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过了很久，说：“我败了。”
老兰说：“老兄，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母亲用鄙视的口吻说：“老兰，你不要理他。这人，经常自己得罪自己。”
父亲似乎要发怒，但摇摇头，噤声了。
老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扔给我的父亲，声音低沉地说：“罗通，你看看吧，我那个三叔，撇下亿万家产，和那么多爱他的女人，在云门寺剃度出家了……”
我父亲麻木地翻看着那张报纸。
“我这个三叔，是个高人，奇人，”老兰感慨万端地说，“以前，我自认为很理解他，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老罗，其实，人生这样短暂，什么女人，钱财，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三叔算是悟透了……”
“你也快要悟透了。”母亲用嘲讽的口吻说。
“我爹在高台上待了七天，也悟透了。”妹妹尖利地说。
老兰和我母亲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妹妹。过了片刻，母亲说：“小通，带着妹妹到外边玩去，大人说话，你们不懂。”
“我懂。”妹妹说。
“出去！”父亲猛拍了一下桌子，恼怒地说。
父亲头发蓬乱，满面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一个在高台上沉思了七天的男人，心情不好是正常的。我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大和尚，您还在听我说话吗？
老兰老婆的灵堂，设在老兰家的正厅里。一张黑色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紫色骨灰盒。骨灰盒后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头比老兰老婆的真头都要大。我注视着那张嘴角带着苦涩微笑的脸，心中一边想着我和妹妹在她家搭伙时她对我们的好处；一边纳闷：这样大的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呢？那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小报记者，举着一部长脖子相机屋里屋外地拍照。他有时弯着腰拍，有时跪在地上拍，非常卖力，胸前印着报社名字的白色圆领衫被汗溻透，贴在脊梁上。他与我们合作后，明显地胖了起来。他脸上的皮肤太紧，那些新增生的肉，在里边鼓胀着，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很像两个气鼓鼓的小皮球。趁着他换胶卷的空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低声问他：“瘦马，那幅照片，为什么会那样大呢？”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内行人对外行人的轻蔑态度对我说：“放大的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得比骆驼还要大。”
“可是我没有照片。”
他端起相机，对准我的脸，喀嚓一声，说：“有了。过几天我就把放大照片给您，罗主任。”
我妹妹从后边跑过来，嚷着：
“我也要！”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妹妹，喀嚓一声，说：
“好了。”
“我要和哥哥合影。”妹妹说。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们俩，喀嚓一声，说：
“合了。”
我很兴奋，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过身，抢拍镜头去了。从老兰家敞开着的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色西装，里边穿一件领子乌黑的白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用粉红色的假珍珠串成的领带。下穿一条黑裤子，一高一低地挽着裤腿，露出脚上的紫红色袜子，橘红色的皮鞋上沾满褐色的污泥。他外号“四大”，嘴大眼大鼻子大牙大，其实他的耳朵也很大，叫他“五大”才对呢。“四大”腰带上别着一个“BP”机，那时候我们把“BP”机叫做“电蛐蛐”，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少，方圆百里之内只老兰有一部，像块砖头，由黄豹帮他拿着。偶尔通话，无绳无线，十分有派。那时候别说拥有“大哥大”，拥有“电蛐蛐”也很神气。“四大”是镇长的小舅子，也是我们乡镇里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我们镇的所有工程，大到修公路，小到建公厕，都由他来承包。在一般老百姓面前他耀武扬威，但是在老兰面前他不敢，在我母亲面前他也不敢。他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点头哈腰地说：
“杨主任……”
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还兼任着肉联厂的主管会计。那天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胸前缀着一朵白色的纸花，脖子上挂着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不施脂粉，神色肃穆，目光犀利，像一个正楷大字，像一篇严肃的悼词，像一棵庄严的松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母亲说，“不是让你带人去建坟吗？”
“工人们正在那里土工作业。”
“你应该盯在那里。”
“我一直盯在那里的，”“四大”说，“兰总的事情，谁敢马虎？但是……”
“但是什么？”
“四大”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说：
“杨主任，土工作业马上就结束，下一步建墓室，需要石灰三吨，青砖五千块，水泥两吨，沙子五吨，木料两立方，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杨主任，您是不是先给批点钱？”
“你从我们公司赚去的钱还少吗？”母亲不高兴地说，“建座坟墓又能用几个钱？还好意思来张口。先垫上，以后再结算。”
“我哪里有钱垫？”“四大”可怜巴巴地说，“工程款前脚结算下来，我后脚就发给工人。我自己，是个过手的财神，一分钱也剩不下。先给批点吧，要不就误工了。”
“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够意思。”母亲说着，走向东厢房。“四大”紧紧地跟随在后边。
父亲冷着脸，坐在一张桌子后边。桌子上摆着一本用宣纸装订起来的大账簿，账簿旁边摆着一个黄铜的墨盒，墨盒盖子上架着一支毛笔。不断地有人进来，奉上数额不等的奠金和一刀或者是两刀的黄表纸。父亲收下钱和纸，登记在册。父亲身后，有一张矮桌，肉类检疫站的小韩，蹲在那里，用一把雕刻有方孔铜钱图案的纸凿，敲打着那些黄表纸，在纸上留下铜钱的印痕。这样的黄表纸，就是可以烧化的纸钱。也有拿来制作成纸币样式的冥币，一沓一沓的，上边印着“冥府银行”字样和想象出的冥王的头像。冥币面额很大，以亿元为基本单位。小韩抽出一张面额十亿元的，感慨地说：
“印这么大额的钱，那边还不得通货膨胀？”
村子里那个送来两刀黄表纸和一百元奠金的名叫马奎的老头子摇摇头，说：
“这些东西，不好使，只有用纸凿敲打过的黄表纸烧化后，才能成为阴间的钱。”
“你怎么知道不好使？”小韩问，“你到那边去看过吗？”
“俺老婆给我托过梦，说这样的钱到了那边是假币。”马奎用脚踢踢那些冥币，说，“你们得跟兰总说说，把这些东西剔出来扔掉，否则，带着一兜子假币到了那边，还不得被警察当假币贩子给抓起来？”
“那边有警察吗？”小韩问。
“当然有，这边有什么，那边就有什么。”马奎坚定地说。
“这边有肉联厂，那边有吗？这边有个你，那边也有吗？”
“小伙子，你不要和我抬杠，如果不信，你就过去看看。”马奎说。
“我过去容易，”小韩说，“但是我过去了还能回来吗？你这个老家伙让我去死啊！”
母亲进屋后，对着马奎点点头，讽刺地对小韩说：“要到哪里去高就啊韩大检疫员？”不待小韩回答，母亲就抓起电话，对着话筒说，“财务室吗？小齐，我是杨玉珍，待会儿‘四大’到你那里去，你先给他五千元，对，记住让他打收条按手印。”
“杨主任，给一万吧，五千哪里够？”“四大”死皮赖脸地说。
“‘四大’，你不要得寸进尺！”母亲气呼呼地说。
“不是我得寸进尺，五千确实不够，”“四大”摸出本子，说，“您看，砖头要三千，石灰要两千，木材要五千……”
“就五千。”母亲说。
“四大”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说：
“这样我就没法子干了……”
“碰上你这样的癞皮狗，阎王爷爷也怕，”母亲抓起电话，说，“给他八千吧。”
“杨主任，您可真是铁算盘，”“四大”说，“凑个整数吗，又不是您家的钱。”
“正因为不是我家的钱，所以我才不能给你一万。”母亲说。
“老兰找着您，真是找对人了。”“四大”说。
“滚！”母亲说，“看着你我就心烦。”
“四大”从门槛上站起来，给母亲鞠了一个躬，说：
“爹亲娘亲不如杨主任亲！”
“你是爹亲娘亲不如钱亲，”母亲说，“铺路盖楼你可以偷工减料，如果修坟建墓也偷工减料，那是要遭报应的，‘四大’！”
“您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杨大主任，”“四大”狡狯地说，“我一定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也办事，给您修一座原子弹也炸不烂的坟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母亲恼怒地说，“你还没拿到钱呢，”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