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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天一个人也不来了。吴玉萍很奇怪，她马上意识到一定是有领导说了什么，一直心中不安。白刚深知吴玉萍受不得刺激，总怕她神经出什么毛病，便安慰她说：“有人来我们感谢，没人来也不恼，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坚强。至于闲言碎语，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对得起天地良心，怕他们什么？”
“我不是怕。我是说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搞得这样复杂？有些人竟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就没有一点感情？就没有一点理解？”吴玉萍十分伤心。白刚说：“许多同志不是都来看望了吗？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许多同志是理解的呀！”
“我是说局长们，儿子死了，那么多局长却没有一个人来。今天其他同志也一个不来了，肯定是局长们说了什么，自己不来，还干涉别人，真让人难以理解呀！”吴玉萍十分悲痛。
他们两个正说着，偷偷溜进一个人来，是姚秀环。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不能常来了，今天局长开了会，批评了许多人到你们屋里来探望，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尤其是朱一夫那个没人性的东西，瞪着眼睛狠辣辣地说，别说右派死了个孩子，就是连大人一起死了又算什么？你听听这叫人话吗？还有点人味吗？”
还说不少人还到他们屋里哭鼻子抹泪儿，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有人半天半天地坐在那里陪着哭，你哭的什么？是为他们喊冤叫屈？还是对领导不满？有些人说不该让孩子他妈下乡，难道有孩子就不学大寨了吗？学大寨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些人要好好考虑考虑，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是什么立场？再发现这种情况，你们要深挖思想，交待清楚。散会以后许多人都骂他。你们别太往心里去，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多多保重吧！说完便急急忙忙走了。
清静了没几天，姚秀环和另外几个女同志，又经常过来看望，只是不坐那么长时间了。吴玉萍担心她们受连累，对姚秀环说：“领导不叫来，你们就别老跑了，省得惹麻烦。”姚秀环说：“我不怕，早想好了，他不是说再发现就要挖思想交待清楚吗？要批判我，我倒要问问他：吴玉萍是同志还是阶级敌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还是阶级敌人？发生不幸被淹死了，不该惋惜悲痛吗？说连大人一起死了又算什么，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这难道是无产阶级感情？无产阶级对同志就是这种态度？老白受过处理不假，不是也摘帽了吗？不是按党的政策宣布回到人民的队伍了吗？到底是人民还是敌人？……”姚秀环越说越气愤，好像面前就有朱一夫，正在和他进行辩论。
姚秀环走后，白刚很有感慨地说：“看她那么瘦小柔弱，想不到性格却这么刚强，多好的同志啊！”吴玉萍说：“不光是人好，技术上也是骨干，两口子都是技术尖子，可是好人不吃香啊！”白刚有些奇怪：“在农业技术部门，这样的人不吃香什么人吃香？”他以为只有像他们这类受过处理的才不吃香呢！
“什么人吃香？”吴玉萍说，“朱一夫那样的人吃香。会对领导溜须拍马的吃香，会看领导眼色行事的人吃香。她的遭遇也和咱差不多，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罢了。”说到这里吴玉萍又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白刚更奇怪了：“她的遭遇和咱差不多，她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儿？”
吴玉萍叹了口气，缓缓地说：“机关里学大寨一共只下去两个女同志，她和我。她带着一个女儿，比咱大锁大一岁。她爱人经常出差，虽说有家，可是她俩一走，也是只剩下一个孩子。她起初也是不去，说孩子没人照看，但领导硬逼着走，结果今年春天孩子被坏人糟踏了。孩子爸爸去外地出差，机关赶紧把她叫了回来，也没说为什么，只说孩子他爸经常不在，你就别去了。她还以为领导上终于良心发现了，其实哪里是良心发现？是在掩盖他们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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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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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里有多少女同志？只下去两个为什么单单挑上了你们俩？”白刚还是不明白。吴玉萍说：“女同志多了。我们俩不是不吃香吗？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好认直理，惹领导烦气。现在是不搞反右了，来个二次反右，准打她个右派。”
说完两个相对无言，沉默良久。白刚不明白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朱一夫不说了，是造反中踩着许多人的肩膀上来的。可是局长中还有几个老干部啊！白刚虽在肃反反右中都挨整，领导运动的也都是老干部，不过他觉得运动中许多人整人是不得已。现在看到这些人平时也这样，没一点人情味则非常不理解。
他们的良心哪里去了？从小念书教师们就常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什么这人皆有之的恻隐心都不见了呢？他听到过人道、人情、恻隐之心甚至包括正义感都是资产阶级的感情，他始终不相信。没有了这些，只知道残酷斗争，互相残杀，那不是成了禽兽了吗？有的禽兽为保护同类还可以奋不顾身呢！机关同志之间为什么搞得这样冷酷无情？妻子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内心的痛苦和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了。
从火葬场回来，吴玉萍痛不欲生，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过觉，吃什么安眠药也不管事，耳边只听得河水哗哗响。心脏衰弱得几乎摸不到脉搏，一连几天吃不进多少东西，勉强吃点就又吐出来。心里满满的，又是空空的。满的是怨愤之气；空的是挖走心肝般的失落。开始几天她哭都哭不出来，经常痴痴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发愣，盯着盯着那个地方有时就出现儿子的幻影，这时才会哭出声来，一哭开又没完，整天眼泪不断，连衣襟都是湿的。
在巨大的打击和灾难面前，白刚虽然也极为痛苦，但他总是把痛苦和悲愤埋在心底，既很少哭泣，也不愿向别人诉说。他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要倒下去那一切就全完了。所以他不仅精心护理着吴玉萍，忙家务照顾女儿，还总是默默地告诫自己坚强些，不能倒下去，更要经得住风雨。这种时候他要撑不下去，这个家就全完了。
他知道自己住在这个机关，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面对别人的冷漠歧视，他没有自卑气馁，反而当作一种激励。他一生没什么愧对于人的，一定要活出个样儿来，堂堂正正作人。
吴玉萍所以在痛苦中不能自拔，除了领导的冷漠歧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一直感到迷惑，那么听话的儿子怎么会去洗澡会淹死呢？那天在火葬场房东和群众说的一些情况她没有听到，心中有许多怀疑化解不开。儿子死了这么多天，机关里没有人告诉他们孩子到底是怎么淹死的？救上来以后是怎么处理的？直到原来房东家的大哥大嫂来看望，他们才知道了大锁死的详细情况。
孩子是被人摁到河里淹死的。
刚淹死的时候一起洗澡的孩子们回家都乱学说。后来摁大锁的那个孩子家长便四处找那些洗澡的孩子不许他们乱说。说我们孩子没摁人，谁说是我们摁的我和他们没完。现在那个孩子的爹妈还日夜担心吴玉萍找他们呢！
他为什么要摁？到现在还是个说不清的问题。那天天太热，几个孩子跟着老师去劳动，拾麦穗，身上沾满了麦芒。有人提出上北河里洗洗澡凉快凉快再走，那几个孩子都会水，只有大锁没下过水，他不想洗，妈妈也嘱咐过他不让他洗澡，可是孩子们硬拉他下了水。
别的孩子下水后便嬉笑玩闹，只有大锁战战兢兢地不敢活动。这时一个孩子便一下把他摁倒在水里，不管他了。是出于恶作剧？还是出于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谁也说不清。看到大锁没上来，孩子们马上慌了，大喊淹死人了，淹死人了。一个个跳出水来抱起衣服也顾不得穿便大喊着四散跑开。机关知道后人捞上来了，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对机关让孩子妈下乡不满，要求抢救。朱一夫嫌影响不好，没抢救立即送了火葬场。
人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觉得对机关是没法了，但都劝吴玉萍和白刚去找把孩子摁入水中的人，要求赔偿。白刚说：“把孩子摁入水中，要是孩子的恶作剧，还能把孩子怎么样呢！要是出于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凌辱，现在从上到下就是灌输这种思想，又怎能怪得了孩子？再说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还苦，要求赔偿，我们能说出口吗？人已经死了，一切都让它过去吧！”
一切都可以过去，但是有一件事局里几个人都劝他们应该说道说道。人们说：“孩子的死不管怎么样，局里有责任，不能啥话也不说便宜了他们。要趁机会提出解决下实际困难，一家子凑到一起来。房东大哥大嫂也劝吴玉萍别光闷在屋里哭，不要光想死的了，要多想想活着的，趁这个机会把他叔的户口迁到咱们县里来，把小的拉扯大，这才是正经事。穷富吧不说了，好歹的只求个一家团圆。”
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吴玉萍想孩子死了，我们不说别的，对这样的实际困难，领导还不应该帮助解决一下吗？把白刚的户口转到县里来，几年来吴玉萍向领导提过几次了。省委统战部也曾给县里写信联系，说可以照顾他们夫妻团聚。
县委也曾考虑过，但“文革”一开始，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对她有过同情表示可以解决的县委李书记和生产办公室主任，还为此受了批判，说他们同情右派，被贴了不少大字报。这事就扔下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儿子的死，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内疚吗？如果一家团聚，孩子怎么会死于非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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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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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鼓起勇气，强打着精神，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到局长办公室。局长们正在开会，一见吴玉萍来就个个冷若冰霜，沉默不语，连个招呼也不打。吴玉萍看到这种冷冰冰的情况，直气得浑身哆嗦，话也说不上来了。等了好一会儿，局长才说：“有事吗？”
这本是一句平常的话，要是放在一般情况下，这也属正常，无可挑剔。但现在是她死了儿子，多少天来哭得个死去活来，现在行走很困难。见面了局长们不仅不说让坐下，也没个问候，却板着脸说出了这句话，吴玉萍气得泪就流出来了。她本来是想商量请求的，一气之下请求便变成了质问：“我下乡前局长说孩子由局里负责照顾，现在孩子死了，局里有个什么说法呢？”一位年轻的局长冷笑了一声：“说法？嘿！你儿子是自己洗澡淹死的，也不是谁把他扔到河里的，要什么说法？”这句话如同寒冬腊月冷水浇头，使吴玉萍从头顶一直冷到脚心。她浑身颤抖着，哆哆嗦嗦地说：“领导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别的副局长都面面相觑，没人说话，朱一夫却挤了挤那双小眼睛，两片薄嘴唇一撇，怒气冲冲地说：“领导有什么责任？你儿子死了还要领导偿命吗？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人？领导对你够可以了，多少天来你在机关里哭哭啼啼，影响办公还没说你呢！照这样你们立即搬出去。你马上到种子站去上班！”
这话更噎人了。吴玉萍本来胆小怕事，规规矩矩。可是俗话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吴玉萍是个人，又何况她刚死了儿子心中又积满了愤懑，所以这一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