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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上，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
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1961年的4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干……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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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五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干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农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