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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四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三十斤，转年又减到二十六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1＇。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
新添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后住在西边的一道山水沟里。这道沟比场部所在的东沟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六七米深。我们组十几个人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我们的窑洞掏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厘米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约有一米四五十厘米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需弯腰。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挨时日，或者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聊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松……
人的肠胃和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十一月的严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较为健康者急遽地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和魏长海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我嫌他积极，积极得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2＇，撞田左近的鼠穴里地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后来，我和那两个人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无力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它的粮仓；若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地鼠就把粮食转移殆尽。他便也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到了11月中旬，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于死亡线上。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样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肉却是瓷实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常来找他。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如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据我所知，那两个人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一起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
11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一拃长短，细的如香火头粗细；煮着吃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生嚼辣嘴。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都是搞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洗脸盆煮着吃，他们却要在沟里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啦，偷着吃！喊过之后，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
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司机才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定为右派，五八年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3＇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在右派们当中口碑颇佳。听了我的反映，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