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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噩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
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你，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