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了。她让我看她那又粗又硬的手指头，夸口说自己只要不生原子病，到多会儿也能干活。只是对市里为解决财政赤字，说要减少失救金的传闻有些儿担心。可她大腿上已长起一串葡萄状血斑，她但愿这是哪天碰上混凝土破片之类留下的外伤。接着她再三打听阿晓的消息，可我也真答不出什么可靠情况。尽管如此，我仍就鹰子、犀吉、阿晓三个人的关系，尽我所想，作出最为乐观的说明，这一来，她像爷儿们似地彻底放下了一条心。阿晓大约在孩提时，有过最为恐怖的原子弹的体验。但据阿晓的母亲说，凡能活下来的便是命运强韧的孩子哩。我但愿不论是阿晓，或是这母亲，都能成为命运的强者。话虽如此，在这二十世纪后半期，地球上所谓命运的强者，究不知指的是甚等样人？
我带着妻一回到东京寓所，便重新开始创作小说。到夏末，我已付印了几篇短篇小说，还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所有小说，毫无例外，全都遭到恶毒评论的抨击。这就加剧了我的多疑症，可对我而言，更其难堪的是居然有人指摘到我婚后的小说创作生活和目前自身真正需要的真实生活两者的差距愈来愈严重这一点。这已成为我头脑中长满肉刺的海胆了。我的多疑症达到前所未有的糟糕程度。每早晨醒来时，向对面床上一看，相互间发现对方情况，妻子便会说，睡梦中我曾发出小鸡似的尖锐的惊叫声。尽管我常用奥登《任是铁石心肠汉，夜半也有伤心时》这句诗作为辩解，久而久之，无论对妻子，对我，连这也逐渐起不到宽慰作用了，妻子把娘家带来的一只大狗拉到身边，以便警戒我梦中出现的怪物，好让我安睡。到后来，有时晚间睡眠中大声哭闹，竟达两个小时。某天清晨，我打定主意。而妻子出于理解她那可怜的丈夫若照此度过日常生活，心理上要承受多大的负担，这点无须明说。从而在秋初，我来到巴尔干半岛某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使馆和原反侵略战士一等书记官长谈了五小时取得了去该国旅行的单程机票和居留费。而后，我又约定Ｍ新闻社发行的画报周报提供相片和新闻稿，稿费充作留在东京的妻子的生活费。在此之前，我从没摸过照相机一类东西，可自从由编辑部领来了小型相机，就照着那使用说明，摆弄起来，我的长篇小说版税还要过一个月才能领到。我不想再等了，便托着妻子到时直寄巴黎Ｍ新闻社分社，自己先筹措二百元美金，作为个人费用，出发去巴尔干半岛。这正好是和我在睡梦中像老病鬼般哭泣不止之夜相隔五周后的早晨，羽田机场被大海和运河升起的雾气笼罩着，我坐的喷气机开进跑道后，又等了数十分钟时间，我打着哆嗦等待出发，这次哆嗦看来不像由于受寒所致。飞机越菲律宾，经老挝、泰国、缅甸，过印度、巴基斯坦，去伊朗，再从沙特阿拉伯飞向地中海，而我则是在新婚后重新工作以来彻底平衡完全黑暗的环境之中，睡了可说是睡眠之中真正睡眠的一觉。自忖我从大学毕业之后，自己忙忙碌碌所做的一切，原不过完全是尝试和错误（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惟有这次旅行才是唯一正确的答卷。我忘掉了小说，忘掉了妻，忘掉了多疑症。旅行是我的一切，是值得向往的自我。
在巴尔干半岛那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我度过两周时间，向日本的新闻社发送过不少通讯稿和相片。这个面积小然而土地肥活的国度，曾是纳粹德国的粮食，解放之后，才率先垒砖，砌起第一座小型高炉，目前该国的斯拉夫人都热衷于工业化，但在国内的角角落落，依然洋溢着农民气息。在这次旅行期间，我意识到自身在气质上对农民风格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分投缘。自然还了解到即使是人口熙熙攘攘的某国，也替代不了这个人口数不如东京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小的农业国。我爱好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爱好这儿独特的带酸味的奶汤，（本地人称之为特儿多拉，但如按我的发音，由该国人听来，就像是个魔鬼之名，会叫好心的侍者们大吃一惊的。）爱好那儿的葡萄酒。坐上捷克的司库台，只须二十四小时，便可以从这国的一头开到另一头，这就是说，我可以从伏尔加河畔到里海边，在全国纵横旅行，写成热情的通讯，向外发稿。在这个国家，仍有濒临死亡但还在挣扎的“魔影”（ｄｒａｃｕｌａ）到处徘徊，这点足以说明这几年来该国的历史奥秘，可我并不想就这么严肃冷峻的课题写什么通讯，只想和该国人民结成宽厚大度的朋友关系。我想为他们起到友善的宣传家作用。结果，在三周的逗留之后，当我由长满荨麻的首都机场出发时，我体验到像背离东北山村出外闯荡的贫农儿子的伤感情绪。而当我的飞机途经希腊飞向巴黎时，我的头脑已经热衷于和斋木犀吉重逢的喜悦之情了。在雅典，我按×××鹰子美术明信片上巴黎，伦敦两处地址分别拍发了电报。若他们仍在巴黎，按理会到机场来接，而如果他们已返回伦敦，则可在爱（尔兰）法办事处留下话和我联系。
可在隆冬和奥利机场，犀吉他们却没露面，航空公司的所有窗口，也没见着他们的留言。我只得独自设法为自己找个旅馆。在机场大楼我托了个法国姑娘给介绍了一家最廉价的旅馆。结果，在圣日耳曼广场后面称为弗朗西斯路的小巷边的旅馆里安顿下来。这里通向我房间的暖气管全然没法使用，而这层楼面所有住客公用的厕所，由于有暖气管的主管道，像小河马栖身的丛林湿地那样闷热——就是这么个旅馆。随后我给伦敦、巴黎两处地址发了信，通知他们我已到达。我起先认为犀吉他们可能去意大利或瑞士旅行了。我的电报也许空留在他们旅馆帐房间或套间的女侍者手中了吧。事实上，犀吉并没出外旅行。他们在伦敦的套间里确实收到了我的电报，只是没工夫去接我罢了。当时他们正深深陷入于极度混乱的漩涡之中，以致在航空公司的办事处送个留言也不可能。不计后果的我，恰在此时，乘上喷气机，投入这个最糟糕的黄鼠狼套子之中。事情的真相，直到我抵达巴黎的第四天清晨接到犀吉由伦敦发出的明信片方始了解。犀吉潦草地用极尖的２Ｈ铅笔，像镌在铜版上的锐角文字那样刻上明信片。（单由字体看，我已了解到犀吉的情况大好而不妙了。）信上说：“鹰怀孕，无法坐飞机。可疯女人又不准我和阿晓同去巴黎。而阿晓则说不愿独留伦敦。故我们没能去接你。望你立刻来伦敦。坐半夜末班机有折扣。抵达时拨如下号码电话给我。犀”
犀的文字一离开我的双眼，我耳边便似乎响起犀吉凄厉的叫声。我不可能相信犀吉以上的辩解，他是个失了信也决不辩解的男子汉。尽管如此，可鹰子怀了孕，斋木犀吉要当爸爸了，这事儿究不知从何说起！犀吉准在手足无措了。我决定立刻去伦敦，在巴黎的四天，我除了去新闻社分社领得妻子的汇款外，其余时间一直枯坐在圣日耳曼教堂附近的咖啡馆。那个小小社会主义国家和我的友谊，每天每天在发生反作用，使得我懒于活动，犹如一个有着酸涩柠檬样脑子的糖尿病老人一般。我如此这般坐等犀吉的音耗，此外别无动作。我此次来到巴黎，其目的恰如全都集中于犀吉一身，没有犀吉的巴黎，当然引不起我的兴趣。从而一接到犀吉的明信片，我便迫不及待如虚火上升般渡过多佛海峡，到那似乎谁都是块未开垦荒地似的英格兰岛。２
我在伦敦郊外希思罗机场降落，用古怪的英语在海关勉强作了对答，这时时间已晚（格林威治天文台标准时间刚过晚上十二点），便按犀吉写来的号码拨通了电话。先来接电话的是带着粗嗓音男声，但却仿佛女子般有些腼腆，说一口纯正英语的英国人。我慌乱地反复说出犀吉之名，我甚至疑心拨错了电话号。在电话一边，听得到有年轻姑娘般不耐烦的笑声，还有像是老年学生那样古怪的淫猥的耳语声。来听电话的还有一个男子，我就和这说话像鸟语叽叽喳喳又尖又细的男子对谈。接电话的男子一面说着体己话，一面像是把听筒紧按在喉边，致使我多次听到他们透大气似的体内音。万般无奈，正想放下听筒，忽而听到简直像是昨天刚分手似的犀吉的语声：“喂，现在刚到吗？洛伊和特里方才跟你闹着玩儿的。在原地等着我，好吗？马上来接你。”他平静地说。“好，我等着。”这瞬间我不由得感到失望，心里想，这次从东京到伦敦这么长距离的旅行，难道全是白搭？
带着多疑症尾巴的我早就对那两个英国男子像姑娘似的笑声和体己话感到腻味。我重新感到多日旅行带来的劳顿。我把在粤利机场出发时为犀吉买来的礼物一瓶免税上等白兰地，打开了瓶盖，就着瓶子喝了起来。不一会，一个彪形大汉英国人办事员跑上前来，提醒我别误了公共汽车，仓卒之间，我没有用英语作答的自信，只默然摇了摇头。我看着这寒冬满月像能揭露一切阴暗现象般照彻希思罗郊外一大片无垠的荒郊景色，以及这一带阴暗而闭锁着的建筑物。不少同样在等候达到的迎客者店员模样贫穷的外国人，在盯着我看。我知道犀吉像是和几个英国人同住一起，我因此对他们和犀吉的共同生活具有不祥的预感，再加上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人看得我只觉得寒碜，我像个酒精中毒自杀未遂者似地偷偷地就着瓶子喝酒，而后用手背抹抹嘴唇佯作不见。过一小时，犀吉开着在月光下耀着银灰色的奥斯汀，以时速八十英里如狂犬般横冲直撞疾驰而来。他时时避开机场休息处的异国人，把车子直闯到守在机场大门口我的正前方，一面煞住车，可他并不理会我的存在，只瞪着眼瞧着挡风玻璃，这时的犀吉给人以阿修罗①的印象。他看来意外地瘦削，那张大脸令人想起引退的相扑力士坑坑洼洼的脸相。而且，他似乎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衰老起来。我犹豫了片刻才向他递去眼神。竟像有与他十年不见那样的错觉。
①佛教语：印度恶神。话虽如此，当我在月光下移步向前时，犀吉忽而露出孩子般招人喜爱的微笑，把脸上的皱纹和苦涩统统溶化掉，挥动起长大的胳膊。我绕过车子走向他为我开启的副驾驶座车门，安心地舒了一口气。可这时犀的微笑一下子冻结了起来。只淡淡地说：“行李？”犀吉的苦涩和皱纹重新回上了脸。他身穿一件又长又大深藏青外套，钮扣紧扣到咽喉口，像个严肃的警官模样。外套的袖口边露出素色细条纹茶色西服，可连这也令人想起是件给人阴沉印象适合中年男子穿着的服装，这时的犀吉令人回忆起他蓄着唇髭出现在银幕上那会儿的感觉，只是当然比那时老气多了。
我暂不看犀吉，把白兰地酒篮放上副驾驶座，手提包塞进后座。这手提包由巴尔干半岛的社会主义国家买来，原是女用之物。用着这绣花的手提包，真感到不好意思，觉得我就是全欧洲最土气的乡巴佬，而当我一发现犀吉在盯着它看，更深悔不该把它带到伦敦来。
“就这些，其余都寄在巴黎的旅馆里。”我说，随后我低头钻进副驾驶座。车内一下充满了白兰地酒气。
“啊，这就好，这就好！”犀吉说，依旧是冷淡的僵硬的声调。难道他已察觉到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