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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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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坐在那边的沙发长椅上发呆。他一直忙于收拾东西,不及思索,好像走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昨天晚上,他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箱子里去,忽然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天涯孤客了!”后来,他就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现在,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我知道他心里也很矛盾。

亚亚对这次走是最积极的。她甚至还表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兴奋之情,我几次恨不得揍她一顿。但此刻,她站在候机室的大玻璃门前,望着忙忙碌碌的停机坪,也好像不愿离去了。

“不能不走吗?”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你家里,你曾这样问过。

我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你,为什么我们非走不可。这几个月里,我和老刘几乎天天都在为走或不走烦恼着,争论着。促使我们下这决心的原因很多。为了亚亚,为了老刘,也为了我。但是,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不曾使我减少内心的痛苦,我们是不该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历史(或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用造反派的语言来说,则是“工人农民的血汗把你们养大了,你们不应该背叛!”

同你相比,我是软弱的。我在这十年中受到的磨难比你少得多,但是我不能像你那样忍受。对于那些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我常常爆发。这并不是我比你坚强,恰恰是我比你脆弱。我确实曾经想过,那么屈辱的活着不如死了好!只是为了亚亚,我才打消了这种念头。老刘作为“特嫌”被关起来那几年,我能熬过来,能活下来,亲眼见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伤心事了。傅家杰说得对,“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来。”可惜的是,林贼、“四人帮”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积怨难除,人言可畏。我惧怕过去的噩梦,我缺少像你那样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批判白专道路,那些占领医疗卫生阵地的“沙子”,点了你的名,也点了我的名。会后,我们一起走出医院的大门。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刚有一点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就要打下去?以后,再开这种会,我不参加,以示抗议!”而你却说:“何必呢!再开一百次我也参加。反正手术还得我们做。我回家照样钻研!”我问你:“这么批你,你不觉得冤吗?”你还笑了,你说:“我一天忙得晕头转向,没时间去想它!”当时,我真佩服你!只是快分手时,你却嘱咐我:“这种事,你别告诉傅家杰,他自己的事就够烦的了。”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条街。我看到你的脸色是平静的,目光是自信的。你心里的想法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我也明白,你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如果我能够有你一半的勇气和毅力,我也不会作出今天的抉择。

原谅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我走了,我把心留在你身边,留在我亲爱的祖国。不管我的双足走向何方,我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相信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相信我们会回来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等亚亚学有所长,等我们在医学上稍有成就,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经过这场大病,你应该接受教训,自己多照顾自己。这不是我劝你自私。你的不自私,是我历来敬佩的。我只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只希望中华医学的新秀能够吐出更多的芬芳!

别了,我的好友!

亚芬

匆匆于机场

二十二

一个半月以后,陆文婷大夫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了。

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以陆文婷平日极为虚弱的身体,突然遭到这样一场大病的袭击,几次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竟能活了过来,内科大夫都感到惊异和庆幸。

这天上午,傅家杰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妻子身边忙着。他替她穿上棉衣毛裤,又穿上一件蓝布棉猴,围上一条驼色大长毛围巾。

“家里怎么样了?”她问。

“挺好。昨天你们支部还派人去帮着收拾了。”

她立即想起那间小屋,那个罩着白布的大书架,那窗台上的小闹钟,那张三屉桌……

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她,虽然穿了这么多衣服,仍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当她站起来时,两腿打着哆嗦,很难支持身体的重量。她整个身子几乎全靠在丈夫身上,一手拽住他的衣袖,一手扶着墙,才迈出了步子。接着,一步又一步,她慢慢地走出了病房。

赵天辉院长、孙逸民主任,还有内科和眼科的一些同志们,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一步一停地沿着长长的甬道,朝门外走去。

接连下了几天雨,一阵冷风吹得光秃的树枝呼呼地响。雨后的阳光格外的明媚,强烈的光束直射进这长长的长廊,冷风也呼啸着迎面吹来。傅家杰倍加小心地搀着妻子,迎着朝阳和寒风朝前走去。

门外石阶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小卧车。那是赵院长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的。

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

1979年11月于北京

并非有趣的自述



关于我自己,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愿写。

多年来我奉行这样的原则:谢绝采访、谢绝上镜头、谢绝上封面、谢绝介绍创作经验。为这,我得罪了很多不辞辛劳的记者、得罪了很多可尊敬的编辑,也得罪了很多热心的爱好文学的朋友。我常常因此而自疚,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没有什么个人的秘密。如果需要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公开,包括我的身世,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遗憾。可是,有这个必要吗?

这也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谦虚。我并不具有这种高贵的美德。我非常自信,很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常常为此受到批评。

这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创作的诀窍不能外传。我在创作的路上走得很苦。我不敢说有什么创作经验,更不相信我的“经验”能帮助别人打开文学之门。

我只是认为,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作品来。读者关心的是你的作品,不是你的家庭,你的经历,你的脾气。作品中包含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自然也包含着作者对创作的探索、包含了作者的个性。读者需要了解的,尽可以从作品中去了解。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说是多余的了。

坚守这道防线,我“击退”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也遭到过很多次的失败。或者为了很好的朋友,或者为了工人,或者为了农民,我只好退却。但我还是尽可能少说一点。我以为就是这一点儿,也已经太多了。

然而,世上确实有这样的“能人”。他们没有访问过我,能写《谌容访问记》、《谌容在农村》、《谌容谈创作》。有的送我“审阅”,被我扣下了;有的未经我同意,竟自发表了。到后来,以讹传讹,许多不实之词,弄得人啼笑皆非。

抗议吗?都是好意。怎么能抗议呢?我只剩下沉默。

现在,我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要出《谌容研究专集》。作为一个作者,我属于人民。我的作品,属于社会。我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既然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我也不能拒绝向人家提供资料。我不得不再一次退却,并且不得不退得更后一些,我想到那些见之于文字的和未曾见之于文字的讹传,也许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生平,我的写作,明明白白地写出来,或许有益于我的作品的研究,至少可以澄清一些误传。

于是,我来写这篇并非得已的自述。这里没有轶闻,没有趣事,有的只是严峻的生活。它只供研究之用。对于那些茶余饭后喜欢议论文人逸事、特别是女作家逸事的人来说,这绝非什么有味的文章。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今后再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



“祖籍四川巫山,生在湖北汉口,长在嘉陵江畔和长城脚下,浪迹天涯海角,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搞过翻译,任过教师,被别人改造过,也‘改造’过别人,现在是个专业作者,或曰作家。”——倘问我的简历,如此而已。



我从来没有到过巫山,至今不识故乡的面目。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说,老家在巫山县的大山中,祖父有不少土地,想必是个地主。

父亲毕业于中国大学,解放前在国民党北平、重庆、内江等地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任过庭长,院长等职务。

母亲是河北保定人,毕业于河北女子师范高中。曾任教师,不过,她教书的时间很短。

公元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我降生在多难的中国。(我的生辰日月,直至前年我母亲来北京小住,适逢中国新闻社记者来访,和老人闲谈中才搞清楚,她说,“我这个女儿是民国二十五年阴历八月十八日生的,不到一岁就‘七七’事变,抱着逃难至四川。”)

关于我的童年,一九八一年岁末,在广州时曾同《花城》编辑部的同志谈起,想写一组散文。后来写成几篇,(两篇底稿给编辑同志看过)。其中有一篇《童年的记忆》,可以说是这组散文的开篇。

我是这样写的:

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连绵不断地逃难中,在光怪陆离的“大后方”度过的。

黄金一般的童年时代,去得那样匆忙,竟不曾在我心中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襁褓之中,由楚入川。稍知世事,由川西平原来到川东乡间,寄居在层层梯田环抱着的一个寂寞的坝子上。生活就像那里的冬水田一样静静的,没有涟漪。

我多么希望从记忆的深处去搜索童年的诗情。哪怕只是半点天真的欢喜,一缕浪漫的幻想,也可以让我去细细地咀嚼其中的甘苦,寻觅那消失在远处的生活的脚印。

然而,仿佛这一切都不曾有过。

我的童年是冷峻的。

残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那些不可捉摸的大人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的阴影。我早熟,孤僻,不记得曾经有过亲密的小朋友,却记得曾经一次又一次悄悄地探索过大人们的秘密。

大人,简直是个谜。他们的喜怒哀乐,变幻无常。他们的言谈笑语,高深莫测。大人,是一个神秘的海洋,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这个小小的探险家。说也奇怪,有些大人,只见过一面,只听到他或她的片言只语,却永远留在记忆中了。

那其实也只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记忆。现在想来,多半是当时年纪太小了,对大人们做的和说的,不理解,不明究竟。但,终因为曾经想过,思考过,反留下了印记。待到白发爬上鬓角,自己在生活的路上走了长长的一段,阅尽人间沧桑,那不曾理解的终于理解了,那朦胧的终于清晰了。我的大朋友们就像拨开重重迷雾的幽灵,臂挽飘逸的轻纱,飞舞在我的思绪里,逼着我的笔,把他们勾画出来。

啊!失去的童年,那是一个死了的时代,它不会回来了。这是新一代的幸福。

在这一组散文里,我写了《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美人儿》。原准备再写几篇,一并发表,后因赶写一个中篇,把这个计划中断了。

一九八三年初,在上海参加故事片会议,看到上影厂根据台湾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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