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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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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和在上海陆家嘴的某根旗杆上升国旗,有何不同?你肯定觉得这是个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北京啊!只有北京的天安门才有这个资格,被全国人民千里迢迢专门仰视的资格。

为了确保相当数量的“观众”到场,官方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首先对升旗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和策划,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国人民广而告之,然后就是制定《国旗法》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

在天安门前升旗仪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其实,你大可以再想深一点——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又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

别以为升国旗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到了北京天安门,就不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北京的与众不同。作为中国的心脏,北京这座城市,无小事。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因为在这条中轴线上,交织着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权力与信仰。

《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这几句话让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联想到了北京这条中轴线上的空宅子:“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

“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

2。在城里“被流浪”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黍离》

这是《诗经》的名篇《黍离》,余冠英先生对它的解释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诗歌描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首都洛邑,但是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区的田野里。他一直想谋个好生计,但是,从“苗”到“穗”到“实”,一直没有得着好机会,心中的理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而几近破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他只好问老天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过,就能体会这首诗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不谈诗歌,只说城市,说说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前面提到“北京无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北京市政协还进行了一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专题调研并发现: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726万人;且流动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导致常住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由于北京居住证的办理难度,以及暂住证概念的日益淡化,北京对于这座城市内的流动人口的“底细”是越来越摸不透了,所以相信流动人口的实际数量将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北京无疑是一座移民度很高的城市。她吸引外来人才,吸收外来文化。但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

对此,易中天做了个简单归纳:“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

移民的结果是北京壮大了,丰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统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侩的、讲究的,等等。总之,移民融入了上海,并与之形成了一体化的海派文化,统统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却鲜有人指出北京的势利。其实,北京的势利,说明白点儿,就是等级观,说隐晦点儿,就是圈子意识。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类。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

作为北京的符号之一,四合院完整体现了这种“尊卑有序”的等级观。

北京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植树栽花,有的备缸养着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在规整的四合院中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体现着在居住环境中的“内外有别”。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东厢房又因为左为贵,由长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佣人来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在这样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统。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布局建设,皆是如此。

“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如莫言这样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这条山东汉子也依然把自己当做北京城里的异乡客。“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总结的生活经验。长安街是北京的舞台,用来展示首都的风采,自然欢迎所有人前往参观,那就是一个“客厅”。

胡同儿则不然,它是更私密的“卧室”,这个圈子属于“老北京人”——胡同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又代表着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胡同文化》)。

所以,对于这个圈子,如果你不是“正宗”的北京人,恐怕很难融入。在新作《蛙》里,莫言就描写了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于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负”的场景,并坦承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真实经历。他说,这是北京千余年来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需要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

与市井平民圈相对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个外来者有多少几率可以进入这个圈子?途径只有一种:入仕。说明白点儿,就是考公务员。还不能蒙着脑袋逮哪儿算哪儿,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这点儿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质不同。

但是,一个外地人进入北京官场难度有多大?这个没有专家给出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有两则新闻可以参考。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八项公务员报考要求,其中第五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北京政府在公务员的招考中特别强调了对户籍的限制,没有北京户籍地考生被拒之门外。这是事实。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市2010年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意见》,对外公布将公选241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在四类有资格报名的人员中,外地省市公务员以及企事业管理人员,未纳入选才范围。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此举并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闭’,‘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国内高端人才集聚,人才优势突出,没必要把网撒向全国’”。好个“没必要”!但这也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那么,另一个文人学者圈,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并非每个文人都能如余秋雨大师般主持个青歌赛,在北京城里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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