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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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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薇安》在讲述林的生活时,有一个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隐去了林的办公室生活:他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环境,他在劳动中被剥夺或剥夺别人的具体境况。这是上海人最忌讳的东西。就像他们喜欢向人展示洋货,而隐瞒在国外打工的痛苦经历一样。

小说中的林过着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讲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正所谓富有富的讲究,穷有穷的讲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强调,使得外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模仿,从而使得文化身份长期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生活细节的审美化,是文化等级对生活细节的扭曲。这种‘市民完美主义’是与‘市民细读法’相配套的”。

“‘细读法’使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保留什么。他们将保留的那些高雅的东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东西,无限制地完美化、审美化、细节化,并向人炫耀。最后的结果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了一个空壳,里面没有人了。也就是说,真实的自我不在场,肉体感受没有了,被身份的幻觉所取代。于是,在这样一个伪消费的社会中,消费表演的剧目越是丰富多彩,生活的审美细节越是多种多样,他们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与生活审美细节的梦幻合而为一。”

“上只角”和“下只角”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但上海人的这种“消费表演”却从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以上海滩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档消费品,以致被韩寒讥讽为“小时代”写的不是上海的时代,而是“恒隆时代”。但这套书确实满足了上海人以消费获取身份感的表演欲望,因而成为畅销书,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这对词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据说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此相反,就是“下只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东面好,“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写照。

实际上在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和程乃珊笔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只角”。两排茂密的法国梧桐,天空中爬满的黑色电线杆,摇摇晃晃的有轨电车,电影《色·戒》里王佳芝一路走过来的都是上海当年最时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开森路,平安大戏院,对面的凯司令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考究精致又海派的“上只角文化”。“东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于上海极少的地盘之上。

实际上,上海人在自己内部进行地域的划分,创造出“上只角”和“下只角”,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费表演”,他们试图将自己归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显示自己与之般配的身份。

一对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汇区复兴中路、乌鲁木齐路一带,原来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对于那里的人口密集度,当地人开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可以征兵一个师。

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是一百个人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

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是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他们是在老人故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因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长得矮一点。这身高的“残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戏说,不是二等也是三等。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要说其中的门槛,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

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因而,在结婚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上海人肯定不会让它袖手旁观、默默无为,无疑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下只角”的漂亮新娘提升社会地位,让“上只角”的丑新郎利用“身份优势”找到美娇娘。

陈乐(化名)是新上海移民的代表,她1999年从安徽考入上海某高校,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至今。陈乐说:“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已经越来越多地沾染上了上海文化的气息,很多东西甚至是我非常不喜欢也很警惕的。”

有一次妈妈走亲戚带回一张表,是上海远亲们的联络方式,大概有那么六七个人。陈乐看了那张表一眼就断言,混得都不怎么样啊。妈妈问,你怎么知道?

陈乐指着表说:“你看,杨浦的、闸北的、普陀的,没有静安、徐汇、黄浦的。你再看住的地方,404,604,没有高层的,都是老公房。都是04的,说明一梯四户,一梯四户的房子都很差啊。”(杨浦、闸北、普陀三区在上海传统中穷人为多,而静安、徐汇、黄浦则相反,是上海的“上只角”)那次,陈乐的母亲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标准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我绝对学不会这样的思维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经深入了我的思维。”陈乐笑得很无奈。

正因为上海人有如此鲜明和强烈的物质和消费表演的欲望,而且自成规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滩上混出点名堂,就必须让上海的肌理渗透进你的思维,让上海改变你。

上海是滩,滩没有空间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

所以,不同于北京人的“圈子意识”,上海人身上体现的是鲜明的“滩涂意识”。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为一个外来者,融入上海,就意味着放弃从前的生活,甚至是过去的自己,你要学会和上海人一样思考和生存,有时这种放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意识作用,就像陈乐一样——变得世故和会算计,只是在这座城市里待久了,势必要付出的“代价”。而这是好是坏,全无定论。就像有人拼命挤进上海,有人却背着行囊悄悄离开,你们只是各自计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那些离开的人是觉得这种“消融”的代价太昂贵,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生生在你身上灼烧出一块属于它的印痕——这个实在太贵了,他们舍不得那块单纯、完好的皮肤。你呢?

3。膜拜“红房子”

红房子西餐馆开业于1935年,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40年代,红房子西菜馆重新开设在现在的陕西南路上,店名为喜乐意(Chzlouise)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听说当年张爱玲就是红房子的“粉丝”,有一份张爱玲最爱点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这几种红房子的看家菜,沪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爱,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都爱点这几款。

所以,红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指“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西方文化,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怀旧的场所之一。

但上海人对西餐、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于其城市性格特征中的实用主义。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货,那么上海人看到的是先进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义”,那么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实质,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实际利益。

不重主义,重利益

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都是《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象征和对外宣传的名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发文称,上海政府耗资2。8亿英镑,“将分割黄浦江与外滩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高速公路改建为地下通道,同时拆除有碍景观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供职于怡和祥行的英国人威尔斯和宝顺祥行的韦韧、霍梅等20人(多为祥行经理或鸦片巨贩)凑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桥被翻新迁移,重新连接浦江两岸。对此,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水连接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而言都至关重要”。

显然,英国人纯粹是从一座桥的功用来看待上海翻新保留旧建筑的举动。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引人目光的建筑物轮廓线有着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们或许会将它与利物浦默西河滨混淆”。

经常有国人指责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殖民建筑群的表面。但实际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并非西洋货,而是先进的文明。上海人处理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注定了他们更在乎某件事物带来的实际利益,而非这件事物的属性或最初进入时的方式。所以,“主义”对上海人没有意义,“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明代进士徐光启,就体现了上海人的“功利心”。《文化苦旅》一书中对此人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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