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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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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老家前后20来天的时间,看望亲朋故旧有足够的时间。孩子姥姥姥爷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只是别时依依不舍,情意绵绵。他们都是80来岁的人了,吃了一辈子的苦。如今又尝试了“骨肉离别”之情,自然惆怅不可自持。

我的母亲在六王屯二妹妹家串门,她的身体和神情不孩子的姥姥姥爷要好多了。我们刚去北京的时候,她昼夜地思念,现在总算度过了“危险期”,见到我她更放心了。

见过这些老人,我们有谈起了许多往事,但多数都是我知道的。人老了,记忆自然有所减退,可年轻时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衰退的是眼前的事,这也少了许多情感的纠缠而造成的烦躁。

元旦之夜,我从沈阳返回北京。该了断的事都如愿地了结了,原来并不放心的事也都放心了。情感需要珍藏不要忘却,但不要缠绵不休。一切新的生活永远要从新的一天开始。一切新的开始,都蕴含着新的挑战和欢愉等待你面对和撷取。

 4 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4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这一节的题目应该是“我的弟弟妹妹”,但不能缩写成“我的弟妹”。“弟妹”一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是指弟弟的媳妇。所以这一节的题目就叫做“我的兄妹”了,因为我是兄弟妹妹中的老大,这里所说的兄妹其实就是弟弟和妹妹们。

1998年9月20日,我为李昊和马娜在老牛圈举行了婚前宴请,除了二弟李奎元在本溪没赶回来之外,我的4个妹妹都到场了。堂弟李开元知道信息后,因有些事情缠身不能亲往,特地让弟妹前来恭贺。母亲头一次感受我们家这么隆重的场面,很是兴致。原本就是一家人,但好多年没有相聚在一起了。今天相会可算得上双喜临门了,也拍照了许多照片,留下难忘的时刻。

母亲一生一共生了8个孩子。在我之后的弟弟乳名叫“二孩子”,不满周岁就死了,我有很深刻的记忆,死在兵荒马乱中的沈阳了。那时我虽然很小,可心里也有难受的感觉,对这个弟弟很留恋。

三弟小名叫“小三”,大名叫李明元,那家窝铺生人。1959年我们从郭家沤麻坑搬回了那家窝铺,那年春天他不幸死去了,时年刚刚4岁。小三聪明机灵,不想我小时候总受大孩子的欺负,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他死的时候我念初二,听同学说他病得很重,我就请假回家看望他。想不到他死了,是同学早就知道他死了,故意对我隐瞒的。说起来他得的病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是小儿白喉这样的常见病。那个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这样的病都治不了,小弟死得太冤枉了。

弟弟死了,我大哭了一场,祖母和母亲哭得比我还厉害。他小小年纪就跟随大人搬了两次家,又生在此地死于此地,着实可怜。至今我仍然记着他的容貌,黑红的脸膛大大的眼睛,可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长相很像李昊,包括神态。

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生了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只有我和大妹妹李会贤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二弟三弟和另外三个妹妹的名字,都是母亲叫我给起的。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是他工作忙吗,还是他对孩子不甚关爱?

二弟生于1952年,那时我才刚上学,我会起名字吗?可是他不能没有名字吧?母亲对此也拿不定主意,究竟叫什么名字好,就说“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叫什么都行”。我说,那就叫李魁元吧。我不懂得“李魁元”和“李奎元”有什么区别,后来他就叫李奎元了,说那个“魁”字有个“鬼”字不好。

二弟生在孟家窝铺,那个村子姓张的很多,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叫张奎斗。我们常在一起上学,他很有大哥哥的风度,我很依赖和敬重他。就因为这一点吧,我就给二弟起了这个名字。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不看我这个“回忆录”的人现在也不会知道二弟名字的来历。我所以这么长时间不说破这个秘密,因为张奎斗是个瘸子,担心有人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对二弟的心理有不利的阴影。

二妹李凤贤、三妹李静贤(后来自己改名为李婧贤)、四妹李芝贤,她们名字的出因大体如此。都是我根据我认识的出类拔萃的女孩子的名字,给她们“命名”的。

母亲不迷信,但她年轻的时候很“信命”,曾几次给我和父亲算命。等我懂事了我也明白了,这仅仅是她对未来的期待,借此来淡化眼前生活的坎坷心境而已。母亲说,算命先生说二弟是个“牛头犟子”,这个说法母亲很是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大体上都按着先生的“预言”步步紧随。

二弟只上了一年的初中就“文革”了,再大一点就去了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他不是很安分农业来养家糊口,父母对他很是操心,尤其是母亲总说他太犟了。父亲三番五次托人情,为他寻求去公社的企业当工人,结果都是一事无成。到了他成婚的年龄,父亲在“文革”的不白之冤也平反了,家庭的政治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农村也算得上“上等户”。那时的农村最羡慕的就是,既有农业人口保证吃饭和烧柴,又有公家的职工挣现钱,何况父亲的工资相比之下是很高的。那时我结婚了,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父亲和二弟这个家是很优越的家庭。

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尽管二弟的婚姻不那么顺利,挑肥拣瘦的,他终于成婚了。不久,他们也有了孩子边和父母分居另过。按理说,娶妻生子了就该安居乐业,然而二弟并不像父母想象那样“安分守己”。他总觉得农业没有什么出路,一年四季地苦累不如做点别的舒心坦意。于是,他几次变卖房产器物,几次改行,最终落得个举步维艰。要知道,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可以“异想天开”的年月。

1988年底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已经走进破产的绝地了。

在这之后,经下乡知青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全家去了沈阳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了修理工。从此,这个家才有了转机,也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务农。

他不愿意在家里务农,我受父亲的嘱托曾领着他北大荒谋业。去时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干好。到那一看比家里还艰苦,花去了一笔路费又打马回山了,那是1973年元宵节前后的事。

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化冻土,他就急于“种地”,一心弃农经商。结果房子卖了买回一辆三轮车,要卖菜。父亲说,你自己家的菜都不去卖,怎么能靠“倒腾”挣钱啊?果然,不到一年就赔了血本,房子都没有了。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时机的问题,二是没有一点吃苦的精神。

在农村已经是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了,去沈阳当汽车修理工是他的唯一的出路。他已经无法在农村生活了,买不起种子化肥、交不起承包费和提取、没有住处,甚至没有隔夜粮。大家也周济他,但“供一饥不能供百饱”,何况也都是“癞蛤蟆逮苍蝇——将供嘴”!

人怕逼,马怕骑。二弟在生存线上被逼出一条生路来,只好去了沈阳打工。20多年来,有一点他没有改变,就是“奔波”。他还是像在农村的时候,从辽河东搬到辽河西,现在是以沈阳为根据地,在盘锦、本溪、辽阳……之间搬来搬去,到处修车。不同的是,手头有钱了,他和儿子一个月可以几千到一万多的收入。手头有钱了,生活改善了,在沈阳买了一套楼房,至此才安居下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她的零用钱由几个妹妹承担,不让二弟拿分文,他太困难了。这些年来翻身了,也几次接母亲去他那里小住几日。他说:“一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绝不能不要父母。”没有亲生二弟时奶水不足,她就一天三次“嚼奶布子”喂他。所谓的“嚼奶布子”,就是把煮得半熟秫米饭捞出来嚼碎,再用布口袋过滤。过滤后的汁液就是“奶”了。二弟不忘母亲的辛苦和养育之恩,让母亲去他那里享受,也算难得。母亲嫌他的楼太高,住上几日觉得上下太不方便就回来了。

我要去北京前曾打电话向他通报,他不在家。弟妹鲁桂琴没有表示什么态度,李昊结婚时也请了他们,但没有成行,所以我们多年也没有见面。大妹妹说,不来就不来吧,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对他也少了一份惦念。

大妹妹李会贤1948年生,我们都是董家窝铺的生人。他念小学5年级的时候,因为老师错怪了她,从此辍学不再踏进学校半步。她就是这样一个烈性的人,受不得不白之冤。大妹妹心地无比的善良,还能吃苦,他比我早参加农业生产两三年。我结婚一年后,她也嫁人了。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相互之间的感情自然要比他人浓厚得多。我年高中的时候,得从三台子火车站去新民,还得背个大行李。1963年上学期,他非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凝不过她只好同行。到了火车站,望着妹妹的回家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告诉她,不要直接回家,半路上到三姑家住一宿明天再往家走。

三姑是父亲的胞姐,离三台子20里路,那里离家还有28里。我说得恳切,她让我放心,说一定会到那休息歇歇脚,我才答应她回去。

小时候妹妹很爱读书,从来不会旷课,因为和老师的矛盾不能解决她才“失学”了。我想她一定会很痛苦的,所以才珍惜我读书,才不怕劳累送我上学,那时她才16岁。可惜的是,我是个半成品,辜负了大妹妹的一片苦心。但这不愿我无能,而是那时的社会不允许我升学,对此不再赘述。

我高中毕业了,大妹妹也长大了,更加懂事了。她没有像我那样的忧愁,太息,执著地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我没有什么可以慰藉她的,只有那枚铜质、白地、红字、金边的“新民高中”校徽送给了她。她爱不释手,常常佩带在胸前。一见到这情景,我就很内疚,就很伤感。

大妹妹对父母非常孝顺,对公婆胜于对待父母。她的公公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和惦记他的儿媳妇:“要不是会贤这么照顾我,我头好几年就死了。”他告诉儿子:“我和老李家处亲戚,没处够啊……”

大妹妹家在沈阳于洪区解放乡,她和妹夫卢治埜都是解放农场的员工。她入党好多年了,比我要早几年,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口碑很高。父母对他最放心,她也像长者那样处处事事关心她的弟弟妹妹们,扶持他们的家计。

 4 我的兄妹(柳暗花明)(2)

二妹李凤贤出生于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她也是对父母贡献突出的一个。她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结婚了,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妹妹。“文化大革命”使她过早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去了生产队干活。1977年父亲因病退休,工资虽说不比在职时少,但去掉一年看病的花销就所剩无几了。按照有关规定,父亲在解放前参加工作,属于离休干部,可有关政府部门从来没有落实离休干部政策,医疗费不按规定报销。就这样,那时他们一家5口人的生活就显得很吃紧,二妹妹的劳动所得就成了支撑家庭重要的支柱,女孩当男孩用。

父亲退休后,按有关文件精神,三妹妹李婧贤“接替”了他的工作,叫做“接班”。这就是拨乱反正形势下特有的一项“优惠政策”,工人可以接班、教师可以接班,几乎各行各业都可以接班。

三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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